《三国演义》第５回写到：曹操逃离洛阳，到达陈留以后，立即发矫诏给各地，号召各路英雄共同讨伐篡夺朝廷大权、胡作非为的董卓。很快便有十八路诸侯分别起兵，会集到洛阳附近，“各自安营下寨，连接二百余里。”真是声势浩大，威风凛凛。尽管这次讨伐虎头蛇尾，最后竟草草收场；但它却是《三国演义》中的一次重大战役，是书中一批重要人物的一次集中“亮相”，其中的“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等精彩情节，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诸侯联军讨伐董卓”这一情节单元是于史有据的，但其中又有许多虚构成分。首先，历史上号召诸侯共讨董卓的，不是曹操，而是桥瑁（《演义》中作“乔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说得明明白白：“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董）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三国演义》将此事写成曹操所为，是为了突出其非同凡响的英雄气概及其在讨伐董卓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也可见罗贯中并未故意“丑化”曹操。其次，历史上参与讨伐董卓的诸侯，并无“十八路”之多。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除了曹操于中平六年（１８９年）十二月率先起兵之外，初平元年（１９０年）正月同时起兵的有十个州郡长官：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另据《后汉书?袁绍传》，参与讨董的有十一家（未算曹操），比《武帝纪》所记多出广陵太守张超（张邈之弟）。此外，《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明确记载了长沙太守孙坚参与讨董之役的经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后汉书?袁绍传》之所以未提孙坚，可能是因为孙坚当时对袁术有某种依附关系，《后汉书?献帝纪》就有“袁术遣将孙坚与董卓将胡轸战于阳人”，“袁术遣将孙坚攻刘表于襄阳”的记载）。综合以上资料可知，历史上联合讨伐董卓的诸侯，总共有十三家。《三国演义》在这十三家之外，又增加了五家：北海太守（按：当作“北海相”）孔融、徐州刺史陶谦、西凉太守（按：当作“凉州刺史”）马腾、北平太守（按：当作“右北平太守”）公孙瓒、上党太守张杨。其实，历史上的孔融此时虽任北海相，但因忙于对付黄巾军，并未参与讨董之役（见《后汉书?孔融传》）；历史上的陶谦此时虽任徐州刺史，但当“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时，陶谦却“遣使间行致贡献”，并因此得到犒赏：“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见《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自然也与讨董无关；历史上的马腾早在汉灵帝末年便与边章、韩遂等起事于凉州，反抗朝廷，直到初平三年（１９２年）才接受招安，任征西将军，根本不可能参与讨董（见《三国志?蜀书?马超传》）；历史上的公孙瓒此时以奋武将军身份领兵屯驻右北平郡，对付乌桓、鲜卑武装，也不可能参与讨董（见《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历史上的张杨，此时仅率一支数千人的兵力，流动不定，尚未成为一镇诸侯，后来才被董卓任命为河内太守（见《三国志?魏书?张杨传》），当然更不算讨董联军中的一家。再次，历史上的刘备与讨董之役的关系，仅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中有这样一句：“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而《先主传》正文及《关羽传》、《张飞传》均无一字提及此事，可见刘备等人当时地位卑微，仅仅是追随他人参与讨董，在整个战役中并未建立什么值得称道的功绩。不过，在宋元以来的通俗文艺中，早已出现“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的说法，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虎牢关三战吕布》，均写到“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而把刘关张写成战功最为卓著、最引人注目的英雄。罗贯中吸纳了这一思路，并结合史实，剔除了以往通俗文艺作品中过分随意甚至荒诞的成分，进行新的艺术加工，描写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战役，在讨董联军中着重突出曹、刘、孙三家，不仅使曹操的雄才大略、慧眼识人，孙坚的豪迈敢战、勇于任事迥然高出众人；而且以曹操、孙坚为陪衬，通过“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等虚构情节，使刘关张三人从此成为天下闻名的英雄。这样，就为后来三分鼎立局面的形成作了有力的铺垫，而刘蜀集团的英雄们则始终处于读者视野的中心。因此，这一情节单元成功地体现了罗贯中的总体艺术构思，成为全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沈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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