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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参加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杨学为回忆，在最初报送给邓小平的招生文件草稿中，有关政审的内容写得很详细，“乱七八糟，能想到的都写上了。”结果邓小平看了之后非常不满，连说三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抹掉，然后自己重新起草了一段，简简单单就两条：一是为革命而学习，遵纪守法，热爱劳动；再一个就是不要看出身，要看本人表现。

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资料图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11月02日第A08版，作者：佚名，原题：恢复高考570万考生的1977（本文是节选）

1977年8月13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高校招生工作会议，重新部署当年招生工作。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次招生工作会议开得异常艰难，从酷暑难耐的8月中旬一直开到金风送爽的9月底，历时44天。会址也一换再换，最初在北京饭店，中途移师前门饭店，最终在友谊宾馆结束。

据《人民日报》驻会记者穆扬日后回忆，虽然有邓小平的指示，与会代表仍然分歧很大。一部分刚刚复出的代表希望尽快恢复高考，但他们心存顾虑，不太敢讲话。各省招生代表团的实权人物则多数来自军宣队和工宣队，他们坚持继续按过去的方针办事，“每天一开会，大家就争论不休。当时教育部领导没有摆脱‘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的影响，迟迟不敢表态。”

在1971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姚文元、张春桥等人曾形成《会议纪要》，称“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估计”。

参加过1971年会议的穆扬深知“两个估计”出笼的背景和过程，因此更能体会揭露和推翻“两个估计”对于恢复高考的重要性。为此，他找了6名参加过1971年会议的人座谈，写成《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作为内参报送中央。

邓小平看过材料后颇为恼火，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教育部不要受此影响裹足不前，要“争取主动”

据当时参加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杨学为回忆，在最初报送给邓小平的招生文件草稿中，有关政审的内容写得很详细，“乱七八糟，能想到的都写上了。”

结果邓小平看了之后非常不满，连说三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抹掉，然后自己重新起草了一段，简简单单就两条：一是为革命而学习，遵纪守法，热爱劳动；再一个就是不要看出身，要看本人表现。

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使得招生工作会议形势很快扭转，9月25日，会议宣告结束。教育部形成文件上报中央，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转业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考。

10月21日，招生办法以中央文件形式通过新华社等媒体向社会发布。一纸看似普通的红头文件，顿时点亮华夏大地。

那一年的高考由各省单独命题分头组织，最早开始于11月28日，最晚结束于12月25日，那是北半球最寒冷的季节。然而在570万名考生的记忆里，那个冬天是火热的。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0938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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