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清代晚期的能员干吏，作为封建时代 的官员，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思想中 还是有不少积极的内容，可供我们今天借鉴采纳。

此外，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面对现实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在历史资源中翻捡，也会给我们带来对当下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勤廉明

在曾国藩看来，为官之道最重要的是"廉""勤""明"三字。"廉"是德行，"勤"是风范，"明"是素养。

所谓"明"指的是为官要做明白人，实事求是，力戒虚浮。就其对立面而言，"廉"要去的是浊气，"勤"要去的是官气，"明"要去的则是虚气。

直白而言，其中的"勤"和"明"针对的就是现今所说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曾国藩任湘军主帅时常在下属呈报的公文上写批语，这就是"批牍"。他在给副将洪德发写的批牍中称：

"作营官之要，不外'勤''廉''明'三字。'勤'则足以率众，使常有奋兴之象；'廉'则足以服人，不致来怨?（怨恨）之声。此皆人力之所能为也。

惟'明'之一字，须带有几分天性，然亦可以由人力做去。如事理有不明者，时时向统领、僚友讲求之，退而加以思索；

思之不得，仍复再问，必使了然于心然后已。如此日积月累，自觉进益无穷，心境渐几于明白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与"勤""廉"相比，为官的"明"更难，因而更要用力去做，不耻下问，努力寻求，多加思考，以使自己不成为糊涂官。

与"明"相比，曾国藩对"勤"的强调更多，论说也更为详尽。如他对来军中帮办文案的江绍华批牍称：

"该员既充礼营帮办，总以'勤劳'二字自励。凡点名、看操、修墙、查街以及侦探等事，无分粗细，皆须身亲为之。闲暇则读书习字，深思立行，总不使此身此心有一刻之怠惰。"

类似的说法还有："营官之要，全在一个'勤'字。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察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肢体勤，则风寒难入，筋骨日强矣。"

总之，勤是办事成功的关键。

戒虚浮

曾国藩提倡的为官之道除提倡廉政、勤政外，还有倡导务实、力戒虚浮的方面，这实际是反对形式主义。

他主张官员要勇于负责，踏踏实实办事。对晚清官场不务实际的弊端，曾国藩早有议论。在咸丰皇帝即位初，他就上书指出：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地方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

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

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

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在他看来，当时的官场普遍存在办事敷衍、虚浮粉饰的风气，无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官，许多人都遇事推诿，不肯负责。

等到曾国藩掌管兵事，在与捻军交战的战场发现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不少将领惯于饰败为胜，虚报战功。

1866 年，河南屡次报告打了胜仗，经查询发现当地并无战事。这年湖北方面又报告，当地的鄂军与刘铭传带领的淮军这年正月二十八日攻克湖北黄陂。

经查询，当天白天刘铭传带兵攻下黄陂，至夜间鄂军才到达黄陂西门外驻扎，并未参与作战。

结果两支军队均准开单请奖，有功者与无功者都获得了嘉奖。

另外，前两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死也与这种虚浮粉饰的风气有关。

本来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因连续追击捻军很疲劳，不久前又遭遇失败，损兵折将，已不能继续作战，需要休整。

但各省的奏报都称，捻军最害怕僧格林沁，不敢与之交战，或是说捻军已所剩无几，很快就要被全歼。

使朝廷得不到真实的战况，一再催促僧格林沁追击，终于使其马队因疲累不堪而大败，被捻军消灭。

针对这种弄虚作假的风气，曾国藩给朝廷上书称：

"臣愚以为欲求众心之警惧，须先戒奏报之虚浮。奏报之于兵事，关系最重。所奏果实，则一军之是非悉公，朝廷之赏罚亦当；"

"所奏若虚，则劳苦多功者从而寒心，巧伪偾事者反以得志。"他要求对那些屡报胜仗而毫无实际者严加惩处。

清理狱讼

1869 年，曾国藩调职北上，出任直隶总督。

他任直隶总督时间不长，却政绩斐然，主要体现在整顿吏治上，尤其是清理狱讼，在短时间内将直隶积压多年的案件审理完毕。

他的前任官文是个典型的懒官，办事拖沓，督促不严，以致"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曾国藩在奏折中称：

"直隶之吏治，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坐堂一次，讯结一案者。"

直隶全省案件的积压已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曾国藩上折称："臣履任月余，见直隶日行公事，讼案居十之七八，他件不过十之二三，积压极多。"

"督署应题之本，未办者二百三十余件，府局京控（上告到京城）上控之案，未结者一百三十余件，各属委审及自理之案，未完者殆以万计。或延搁二三年，或五六年八九年不等。吏治之疲，民生之困，端由于此。"

积压案件多达万起，拖延时间长达数年，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苦，因而清理积案成为当务之急。

于是，曾国藩与负责直隶刑名（司法）的臬司张树声合作，"日夜孜孜"，"力筹清厘积案之法"。

他亲自制订《清讼事宜十条》，又让张树声制订《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十余条。曾国藩自定的《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内容具体，条条切实可行。

张树声制订的《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是补充条款，对清讼进程有具体的时间规定。

经过一番整顿，在八个月的时间内，"历据各属审结，并注销、息销（同治）七年以前旧案一万二千零七十四起"，将直隶的清讼之事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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