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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坚

李定与陆佃，都是王安石的学生。

李定是宋神宗熙宁二年，由孙觉推荐而被“召至京师”的。孙觉与知谏院李常关系不错，因而李定到京师之后先找了李常。李常问李定：“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李定或许也知道“王安石与之（李常）善”，一口咬定：“民便之，无不喜者。”没想到李常劝他说：“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结果李定赶紧到王安石那边，复述了这番对话之后又加上一句：“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王安石见李定如此旗帜鲜明，心中大喜，立马带他去见宋神宗，要李定将对他所说的话“盍为上道之”。自此之后，“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

一年之后，陆佃“应举入京”。他对新政的看法却是：“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远出王安石的意料。陆佃还对王安石说：“公乐闻善，古所未有，然外间颇以为拒谏。”不仅对青苗法等“还为扰民”不加掩饰，王安石的“乐闻善”使“外间颇以为拒谏”也直言相告。

同是来自南方，王安石的学生对新政推行的下情上达却有如此差异，是见仁见智，还是真假有别？李定说其“据实以言”，但以常识推理，也能看出其中虚妄，“无不喜者”话说得太满，即使李定做过深入“民调”，也未必能获得如此百分之百拥戴的结果，更何况还并未做过呢。

对“新政”，陆佃指出“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比李定式的“报喜不报忧”来得有益。其实，当年不少人也都向王安石说过类似的话，例如李常，“时安石立新法，常极言其不便。安石遣亲密喻义，常不为止”；日后上《流民图》的郑侠也曾向王安石直言自己对新法的保留意见。倘若王安石及宋神宗在听取此类意见后能斟酌“推行不能如初意”的原因，克服“还为扰民”的弊端，推行新法的效果也未可知。然而，王安石“乐闻善”，只喜欢听“无不喜者”之类好话，李定又帮王安石使宋神宗坚信“无不喜者”。直到熙宁七年宋神宗见到郑侠《流民图》时，方才得知下情，整夜未眠，最后下罪己诏，让大家直言政事之得失。

李定进京，言（即“无不喜者”）和行（打李常的小报告）都迎合王安石之所好，靠上了大树，又借此取得宋神宗的信任，于是官运亨通，立马就当上了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说“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的陆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安石以佃不附己，专付之经术，不复咨以政事”，从此当了闲官，坐了冷板凳。

李定不仅善于钻营，而且乐于整人，他的这种嗜好，在“乌台诗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上呈的“轼有可废之罪四”，条条都想将苏轼置于死地。在这一点上，陆佃也与李定迥然有别。宋徽宗时，陆佃官拜尚书左丞执政。然而，陆佃执政，“每欲参用元?人才”，不赞成“穷治”所谓的“元?余党”，不惜受“元?之党”的牵连，终于为莫须有的“名在党籍”而被“罢为中大夫”。

李定与陆佃的不同说明，师长与父母一样，对人生有一定的影响，但路都是自己去走的。重要的是你自己是什么人，而不是你是什么人的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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