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冒着生命危险，暗将述录唐尧、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由此逃避焚烧之难。秦亡汉立，儒家学派逐渐复兴，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伏生掘开墙壁发现尚有29篇保存完好，这便是成为中国古代史宝贵资料的《尚书》。伏生壁藏《尚书》并将其传播的事迹传到朝廷，汉文帝非常重视，欲召他进朝，但此时伏生已年愈九十，不能出行。于是文帝派时任太常掌故之职的晃错到章丘伏生家中，当面授受。伏生因年迈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他的话只有其女羲娥才能听懂，只好先由伏生言于其女羲娥，再由羲娥转述给晃错。终于将伏生胸藏《尚书》整理记录下来，补叙出所失篇章，才使《尚书》得以完整流传。
自此迄后世，《尚书》之为学，伏生实为传授的渊源。以后伏生弟子又据他对《尚书》的解释,编成《尚书大传》一书，属“外传”之体。后人评伏生传书之功曰：“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西汉思想文化界，是今文经学的天下，在文、景、武、昭、宣诸帝统治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皆为今文经学派，其中《尚书》一经所立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博士，悉出于伏生门下。由于伏生对传授《尚书》的特殊功绩，后世今文经学家将其与在汉武帝时期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相提并论，合称“董伏”。济南伏氏，自伏生至献帝皇后伏寿，在秦汉时期，历四百余年，世传经学，号为“伏不斗”。伏生与他的今文《尚书》对中国儒家经学文化影响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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