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改变了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的命运。落败之中国，陷入任人宰割的危亡境地；获胜之日本，则跻身列强，开始蜕变为一个可怕的恶魔之国，制造杀戮、恐怖与毁灭。而在这个恶魔之国的黑色太阳尚未升起之前，却有一个来自于四川的书生文吏，以一人之身做赌注，要借巨款、募水兵、购战船于西洋，奇袭日本，扭转乾坤！
?是一段隐秘的历史，这位豪气干云的四川人名叫宋育仁。
蜀中俊杰
在今天，谈及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史，时常提及之人物，不是李鸿章、张之洞，便是康有为、梁启超，或者是"戊戌六君子"，宋育仁这三个字，简直可以说闻所未闻。在当年，宋育仁却是一位极具声名的维新派早期重要代表人物，其学说影响之大，甚至堪为康梁之师。
此君是四川自贡富顺人氏，出生于1858年，家中世代为读书人，仕途不显，父亲宋时儒只做到了县官级别。因富顺自古产盐，东汉时期便以盐利而富足，民多宽裕，宋家在当地也算大户人家。当父母在其幼年亡故之后，他与兄妹五人虽然转养族人家中，但并未在生活上受到磨难，也未失去读书求学之机会。
宋育仁自幼缄默少言、深沉大略，终日以书为伴，对于世俗之事全无兴趣，有人讽之为"书呆子"。他没有入专为科举而设的私塾或者官办学堂，而是进入了一家名为"尊经书院"的机构。此机构乃是在洋务大员张之洞的大力支持下，于1875年成立起来的一所四川最高学府，教育之宗旨，是为培养"经世致用"之人才。其历任山长（相当于校长）都是当时为各方大员竞相延揽的知名学者，学生也都是从四川全省各地精选而来，张之洞曾长期担任招生办主任一职。
宋育仁即是被他招来，后来还当上了"尊经书院"第三任山长，"戊戌六君子"中，最得光绪皇帝信赖的杨锐是他的同窗。
时代的限制，让这位有"经世致用"之才的青年俊杰还是只有走科举入仕之路。他在1886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三年之后，以一篇恭贺光绪大婚的《三大礼赋》，博得高层一笑，也引起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注意，直叹："后生可畏"。
看似风光的另一面，却是愤懑与压抑，不得已走科举入仕外加当御用文人的宋育仁，从未忘记大丈夫报国的雄心。在入翰林院后一年，他便写就一篇关于维新变法的文章《时务论》（初稿）。
此文之中心思想，在于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赞成顽固不化，而是告诉世人，西洋诸国的先进之处，其实都是中华失传已久的上古绝学。维新变法，实际上应该叫"寻祖归根"，是将失传已久的上古绝学，从不知怎么回事得了传承的西洋诸国那里再学回来。
相较于后来康有为假借孔子之名所行"托古改制"的办法，宋育仁的维新变法思想，显然更高一筹。前者在思维模式上，不过是学王莽、北魏孝文帝、王安石等人，属于"走老路的创新"；后者，则是能将历史与现实融会贯通，以更容易照顾保守分子自尊心的方式，宣传一种维新变法的思想，属于"从老路旁另辟蹊径的创新"。
至于洋务派，于理论水平上更不及宋育仁，因为人家已超越机器与技术层面，通过主张在工商业、法律、军事等领域的改革，深入到了制度层面，再往下走，就要触及到"君主立宪"这个重若千钧的点了。
可惜无人能识。当时京城官场中，对于文名颇盛的宋育仁，有一种传言称其为人狂傲，不知谦恭，得人赞誉，从来都不会说："哪里哪里"，而是极为得意，导致人缘极差??"少年气盛，凡有誉之者，皆无谢词，以故人皆爱其才而又恶其傲也"。其实这都是晚清腐朽官场对于俊杰之士一贯的排挤之辞。
而宋育仁早有离开翰林院之志，他在与一些京城洋人接触的过程中，越发感觉自己从一些书刊中所知西洋诸事，颇为残缺浅薄，非要亲临其国，来一番详细了解与观察不可，由此便动了要去当外交官的念头。
在今天当外交官，那是极有面子的事情，但在晚清当外交官，却是为人所不齿的"勾当"。如清朝第一任驻外大使郭嵩焘，就是在"汉奸""贰臣"之骂名中郁郁而终。宋育仁有此念头，是在郭嵩焘做驻外使节之后大约二十年。他以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驻英参赞的身份，在1894年3月，离开了翰林院，离开了清朝。
那一年，他三十七岁。那一年，甲午的烽烟，即将燃起。
书生壮志
1894年2月15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腐朽之朝鲜当局难以镇压，求救于"宗主国"清朝，早就在一旁窥伺多时的日本，借机以"护侨"为名，出精兵近四千人、战舰八艘，强行进入朝鲜。彼时清朝在朝驻军不到三千人，战舰不过一两艘。
实力对比悬殊之下，清廷高层就战和问题久久不能形成统一意见，结果导致日军得以有充分时间调兵遣将，并以海军主力编成联合舰队，图谋袭击北洋水师，取得制海权。清廷方面，则是以龟速从各地抽调成分复杂、互相独立的"散兵游勇"，北洋水师也未做好应对日本海军的决战准备。7月25日，日本海军偷袭中国运兵船队，造成"高升"号事件，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宋育仁此时已在伦敦履职近3个月，他正为自己所亲眼目睹的西洋文明先进之处而震撼，从祖国传来的战争新闻，让他更为震撼。
"倭变法从西，励精养锐二十年，不敢争于西，乃逞志于东……我海军不足恃，万不能与争于海上，惟?南北洋合台闽相连为守，重扼旅顺威海燕台辽东湾以固津沽卫京师，而从陆路进兵与为持久之计……"
此为宋育仁初闻甲午烽烟燃起之后，向清廷提出的御敌之策，其主要战略是海上采取防御，陆上采取进攻，以持久战击败日军。
但不争气的清廷陆军在开战后一个半月，就丢掉了朝鲜首都平壤，向鸭绿江溃败。三天之后，北洋水师主力又在黄海海战中遭日本海军重创，元气大伤。随后日军以海陆联合攻势，开始进攻旅顺等地，清廷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功，接连败退。宋育仁御敌之策的基础全部落空。
在此紧要关头，宋育仁的顶头上司，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龚照瑗被急召回国"述职"，宋育仁作为清廷驻伦敦使馆的"二号人物"暂时主持工作。他比龚照瑗还想回国，这样就可以出谋划策、阵前效力，却并未得到批准。但历史则给了他另外一个机会。
12月，北洋水师重镇已落入日军之手，心忧如焚的宋育仁，从使馆翻译王丰镐处得知，甲午?事初起之时，有一英国海军预备役军官哈雷德福，向龚照瑗献计：由从事对华贸易之英国大财团怡和洋行垫付款项，由代表清廷之龚照瑗出面订立密约做担保，由他哈雷德福出面，募集兵员，购买战舰，编成一支军队，避过英国"局外中立"的限制，增援清廷，事成之后，再由清廷付账。
不知何故，龚照瑗一直没有回复意见，搞得哈雷福德还认为有戏，三天两头就往使馆跑。龚照瑗为何没有反应，宋育仁无暇去想，他想的是如何将哈雷福德的方案，升级为一个更有威力的版本??直接袭击日本本土。
其时，日军重兵云集于渤海湾，正在竭尽全力攻打北洋水师最后的要塞威海卫，本土则颇为空虚，若是能在短时间内组建一支军队，袭击其重要港口如长崎，造成相当破坏，再沿日本海岸一路袭扰，则可严重干扰日军之后勤，同时让其朝野大恐，迫使日军分兵回援，战局或因此有逆转之机。
然而宋育仁不过一区区参赞，以他的身份和权限，如果将此想法按照大清官场的程序与规矩，写成公文，层层上报，得到批阅同意的可能性相当低，时间也十分漫长，漫长到可能要等到战争结束。
这个曾被人讽为"书呆子"的四川人，猛然间萌生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念头??以清廷驻伦敦使馆代理公使的身份，假称有"朝廷密旨"，寻求外国财团支持，借款募兵选将购舰，奇袭日本长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宋育仁就按照自己的计划，寻到了美国退役海军将领杰普森，英国候补议员安杰华特，北洋水师前总教习琅威理等人作为"合伙人"，并议定以澳大利亚商会名义，购买舰船十二艘，招募兵员两千人，编成一支舰队，从澳大利亚出发，直攻日本长崎。至于最关键的资金部分，则由杰普森拉进来的英国康迪克特银行承担，总额两百万英镑。宋育仁以清廷代表身份，与一名为格林密尔之银行订立借款密约，然后由后者转款至康迪克特银行，以绕过英国"局外中立"的限制。
1894年的两百万英镑是什么概念？按照英国下议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1894年100英镑之购买力，约等于2019年一万英镑，由此估算，两百万英镑约等于2019年两亿英镑。换算为人民币，则约等于2019年二十亿人民币。
这是一场为国家民族而下的豪赌，史上所有的赌神都要甘拜下风，何况宋育仁还是在外谎称朝命，一旦事败，人头落地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可叹清廷之陆海军，却以远远超乎他想象的速度在败退，清廷当局又以他所不能想象的软弱无能，图谋乞和日本，断送山河。
1895年3月17日，威海卫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在此之前，清廷陆军已在辽东战场一败涂地，山海关告急。在此之后，日本海军袭击澎湖，进逼台湾省。
此时，宋育仁已将清廷驻俄公使王之春等人"拉下水"，并剪去发辫，穿上洋装，登上所购舰船，准备随军出征。出征之前，他还是想了一个"保险之策"，即向"南洋"发电请示，并求得其支持。
此处所谓"南洋"，史料并未明言是何人，按照当时清廷朝中大员所辖区域推断，此人当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
史料记载称，张之洞得闻此惊世奇谋后，回电曰：救时要策，欣跃钦佩，已即刻电奏，惟前数日总署复电云，此事缓办。这个回复等于说：散了吧。
宋育仁推测，此事不得行之的主要原因，非在于其过于"惊世"，而在于清廷已决意以割土赔款为代价乞和于日本，容不得还有兴师起衅，"破坏和议"之事。
奇怪的是，张之洞在否定奇袭日本之事的同时，又"指示"宋育仁，兵、舰解散，但款，还是照借。为此，张之洞还调来"旅美华侨"容闳，协助办理借款事宜。但此时，英国银行方面已通过某些渠道，得知宋育仁乃至张之洞，都是在"行骗"??还有洋人登报警示"中国人有言代外省借款者皆属谎局。"此后宋育仁就被排斥于借款一事之外。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此后还为"南洋"出谋划策，解台湾省之危局。他那位"述职完毕"的顶头上司龚照瑗到达伦敦后，对于宋育仁在主持工作期间所为之事，出人意料的平静。随后不久，宋育仁解职归国。
清廷方面，也是出人意料的平静，并未追究假称朝命之事。宋育仁在归国途中，将此事前后，写成一文名为《借筹记》，张之洞等人名号赫然立于其中。后人推测，其中涉及许多大员，甚至还有来自于光绪皇帝的电文，要是追究起来，岂是杀宋育仁一人就可以"结案"的？那么不如不查，就此尘封。
此也算一种合理的解释，还有另一种合理的解释，即当时如宋育仁一般策谋行事者，不止他一个，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也早有人提出，乃至成为了一种参与者众多的"运动"，清廷如何追究得下去？
成败未知
1894年7月19日，"高升"号事件之前大约一周，吏科给事中余联沅就即将爆发的中日战争提出了一套御敌方案，分为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乘其并力朝鲜，国中无备，以重兵袭其东京，如孙韩之伐魏以救赵"??即突袭日本本土之计。
两天后，山东道监察御史庞鸿也上书献策，认为应该突袭日本本土："直捣日本，为围魏救赵之计，使敌人亦自顾边，不敢空国以争胜"。
在中日宣战之后第四天，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也提出突袭日本本土之策，且计划相较于前面两位更为具体，提到了从北洋水师之外抽调舰船，另行组建一支舰队，作为突袭日本本土之用，在理论上十分接近宋育仁后来所提方案："此军一成，或直捣日本内地，或分扰其海口，否则游徼日本海面，绝其饷道，阻其援师。"
这几位官员，大约算是清廷纪检委系统的"中层干部"，主要负责监察官员、弹劾举报，兵事并非他们的业务范围，但他们却是第一批提出突袭日本本土之策的官员。
社会上，有此倡议者便很多了，当时的"主流媒体"如《申报》等就刊登了不少这方面的高论。其实突袭日本本土，并非什么难得一见的高明战略，以用兵之道而论，本就是奇正结合，在正面以北洋水师对抗日本海军主力之同时，自当另行组建舰队形成"奇兵"，或突袭日本本土，或断日本陆军后勤补给路线。但不管是"围魏救赵"，还是"避实就虚"，都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要解决??有奇兵可用吗？
清廷当时之海军力量，由三支舰队组成，即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三支舰队中，北洋水师实力最为强劲，具备远洋作战能力，但其为日本海军主力所牵制，只能当"正"，不能做"奇"。
那让南洋水师与广东水师来做"奇"？这两支水师，舰船总数超过五十，但其中能执行远洋作战任务之战舰，则加起来还不到十艘，且吨位大都偏小，战斗力颇弱。比战斗力更弱的，乃是两支水师之官兵，因清廷发展海军重心在于北洋水师，最初的一代海军人员中上者尽皆充往此处，南洋水师与广东水师所用多为水平低劣者，这些人平时开船在港口附近转悠转悠尚可，要是出航日本那就难为他们了，更遑论还要去搞什么突袭。
所以答案是没有奇兵可用。既然水师不堪大用，那么就外购舰船、招募兵员如何？此为宋育仁所提方案，也是当时许多人所想，比如李鸿章。作为北洋水师之父，他深知这支自1891年之后就未再添一舰的海军，早已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但他在战争爆发之前又寻不到购舰的机会与理由。战争的到来，让他有了充分理由向朝廷争取购舰经费。
不料却找不到卖家。表面上的卖家不少，英国算是一家，愿意出售一艘新式快速装甲巡洋舰，其余数家，都来自于南美诸国，拥有与国力不相称之海军的它们，纷纷表示愿意将大型舰只出售给清廷。但实际上一去谈，就是各自漫天要价，极尽勒索之能。
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龚照瑗在被召回去"述职"之前，就为购舰一事奔走忙碌，并一度谈得英国、智利出售3艘新式快速装甲巡洋舰。此人还向李鸿章提出一个大胆方案，即以此3艘战舰为主力，招募英国将领与水兵，编成奇兵，突袭日本长崎等港口。
说来他的"书生奇谋"出炉时间还在宋育仁之前，也不知二人是否有过这方面的交流。但李鸿章没有采纳龚照瑗的建议，前者急欲买下这3艘战舰充实到北洋水师之中，哪还容得你去分兵？
然后就是张之洞。这位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三月之际，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封疆大吏，赴任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一个"新南洋水师计划"，即从南美购舰，募兵两千人，加上南洋水师可堪一用的战舰，组成一支远洋舰队，突袭日本本土。与宋育仁之计划基本一致，这大约也是后来两者会暂时走到一起的原因所在。
张之洞的计划在台湾省巡抚唐景崧的建议后，修正为利用客轮改装为战舰，加上南洋水师舰船，招兵万人，突袭日本本土的版本，费用控制在三百万两白银左右。
但直到战争结束，这个计划也没有付诸实施，始终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阶段。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吆喝着要卖军舰的国家，忽明忽暗，迟迟不肯完成交易，英国后来还以"局外中立"的名义，拒绝出售军舰。
唯独宋育仁，身处异域他乡，以一书生之力，筹款购舰募兵，竟将突袭日本本土之谋，推动到了只要清廷一声令下，就可以挥戈进击的程度。
当时日本海军主力完好，有战舰三十余艘，北洋水师已灭，正集中于台湾省方向，宋育仁之师若出征，胜率诚然不大，但至少可对日本形成相当程度的牵制与干扰，对台?省人民的自救战争有极大的帮助。加上军中官兵都为洋人，那是日本当时还不敢刀枪相向的对象，如果人家杀到长崎来，怎么办？彼时英法德意俄等列强早已对这场战争有干涉之意，正欲打压日本，宋育仁之师，正是一个制造干涉借口的好机会。
所以，成败未知。可叹，清廷不用。
两百万英镑，当时大约等于一千万两白银。清廷则宁以两亿两白银的天价，加上台湾省等土地，换一个屈辱的和平。
解职回国的宋育仁，为康梁等人所推崇，进入其所创"强学会"，主讲"中国自强之学"，成为维新派干将之一。他又以自己在海外所见闻，写成《采风记》等文，上于光绪帝，但始终不得大用，后被"发配"回四川，负责兴办工商。对此，宋育仁看得很明白："我策时数万言，折衷于西，可以救贫起弱，而以商矿委我，是远我也。"
在四川时期，宋育仁大兴工商，多立实业，还创办报纸。但他于仕途之心，已日渐暗淡。当晚清朝廷开始在革命洪流之下，摇摇欲坠之时，这位曾经的维新思想先行者，开始转为"保皇派"，与康梁类似。革命党人对之由敬仰转为不屑，其声名急剧下降。
更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于192019年张勋复辟时期，宋育仁应其所召，成为参与者之一。此事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污点，以至于他在后世记忆中，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也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曾有这样一位来自于四川的书生，曾以大无畏的勇气，借下巨债，要给倭寇点厉害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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