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协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刘备临终又遗命诸葛亮辅政，托以后事。故刘禅即位，诸葛亮以丞相兼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一直到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确实为蜀汉政权做了许多工作。

首先，刘备已死，吴蜀联盟必须立即恢复，才能共拒曹魏。诸葛亮因选派尚书郎邓芝出使于吴，邓芝对孙权说：吴、蜀计有四州之地，你和诸葛亮也是一时英杰；“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如果归顺于魏，大则魏要你入朝，小则要以你的太子为质，若不听从，必然派兵进攻，蜀也一定会观察形势，顺流东下，那么，江南之地，就非你所有了。孙吴这时，也必须联蜀，因即与蜀连和。自此，双方聘使常相往来，并互致方物。如蜀曾送吴“马二百匹，绵千端，及方物”，而“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这样，吴蜀复归于好，蜀也就免除了东顾之忧，可以专心于内部，平定南中诸部的反抗，以及致力于出兵伐魏了。

其次，关于经济方面：西川号称“天府”，“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刘备攻克成都时，还是这样，“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食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此后，刘备外出，诸葛亮以军师将军镇守成都，经常做到“足食足兵”。及后主初立，当夷陵败后，也是“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蜀中的农田水利，一向搞得比较好，所谓“沃野千里，世号陆海”，没有象中原那样遭受军阀混战的严重破坏，没有中原那样发生严重的粮荒问题，所以，也就没有广行屯田的需要。只是在解决军粮转运的问题上，就靠近前方的地方或驻军处进行屯种，以减省转运的困难而已。

在农田的水利灌溉方面，自李冰作都江堰以来，诸葛亮继续维护这里的水利事业，《水经注·江水》曾这样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诸葛亮在蜀中则注意到农田水利，出军则屯田以供军饷，所以，虽连年用兵，未至匮乏，死后，“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路上”，不是没有缘故的。

在工商业分面，刘备既定蜀中，置盐府校尉，亦称司盐校尉，王连即曾任“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俾国用”。吕又、杜祺、刘?等均曾任盐府典曹都尉，掌管盐铁。蜀中富有盐井，如临邛县盐井，“一斛水得五斗盐”；又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汉代以来即于此炼铁和铸钱了。蜀汉也有司金中郎将，张裔曾任此职，“典作农战之器”。蜀的丝织业特别是织锦业，上继两汉，在三国中是最发达的，故左思《蜀都赋》说：“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据说“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锦江、锦里，都是因锦而得名的。蜀产锦既美且多，诸葛亮曾以川马蜀锦，作为和吴交聘的礼物，吴、魏的锦，多由蜀而至，故《丹阳记》说到锦时，谓“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产锦既多，故曾大量用以赏赐，“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端”。诸葛亮还曾这样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足见蜀锦对于维系蜀汉财政的重要了。至于其他工巧，史言诸葛亮本人，就是“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诸葛亮集》即载有《作木牛流马法》、《八阵图法》等。

商业交换，如上述盐铁由政府专卖，锦则用以魏吴贸易，境内的经常贸迁往来，也很发达，左思《蜀都赋》曾形容成都的商业说：“带二江之双流，枕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合焉。”又说：

“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祛服靓妆，贾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穷于八方。……”

可见成都商业繁荣的一斑。为了筹集军用，刘备还曾接受刘巴的建议，铸造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数月之间，“府库充实”。《钱录》所收蜀汉钱有直百、直百五铢、传形五株和为字钱等数种。虽未必都是蜀汉所铸钱，但蜀汉对铸进行官市，和曹丕的废钱专用谷帛，颇不相同。由于蜀汉农业未受破坏，故工商业得以继续发展，交换经济自然比中原活跃了。

由于蜀汉的经济情况较好，诸葛亮秉政时也还措置得宜，所以，虽然地仄力弱，蜀汉政权还能支撑了将近半个世纪。当然，蜀汉是地主阶级的政权，象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当然是剥削农民的劳动产品的，但这为数还不算多。《华阳国志》所载，益州各地有许多豪右大姓，如成都有柳、杜、张、赵、郭、杨等大姓，广都县有大姓冯氏，绵竹县有、杜为首族，南中大豪，还拥有许多部曲。这些大姓豪右，广占田地，或独占盐井鱼池，剥削人民。至于官市和盐铁专卖，也是由封建政府垄断商业，削民收利。蜀汉经济虽说尚好，但这是奴役和剥削劳动人民而取得的，必须认清封建经济的剥削本质。

再次，关于严明法令，赏罚必信方面：诸葛亮很注重法令修明，他和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共同制订了《蜀科》。陈寿《诸葛氏集目录》中有《法检》上下篇和《科令》上下篇，惜已不见原文。这些科令，应是当时执法的依据。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说明诸葛亮的“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肯定他的执法公允。诸葛亮的僚属张裔，也称赞诸葛亮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由于赏罚公允，所以人怀激励。诸葛亮并以此劝告后主刘禅，要他对“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诸葛亮自己这样做，劝告后主这样做，他的部下以后继承他位置的蒋琬、费?、董允等也这样做，故蜀汉前期执法还较公允。

执法公允并非不要严格，不能措公允之名而废法，也不能借严格有名而滥刑。蜀汉初立，承刘璋法今松弛之后，必须予以整肃。但有人认为“亮刑法峻急”，法正建议缓刑弛禁，于是，诸葛亮回答说：

“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思，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每专仅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这里说明诸葛亮较深刻地知道“一张一驰”，“宽猛相济”之道，在上下蒙混，法令败坏之后，就必须申明法令，严格执行，才能达到致治之道。

一般地说，诸葛亮的执法，比较公允而又严格。如蒋琬为亮长史，能够“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被亮选为自己的继承人，邓芝能完成联吴的使命，故加以提拔。李严（后改名平）和诸葛亮同受遣诏辅后主，在亮出军北伐时，严主持粮运，则逢天雨路险，粮运不继，通知亮退军，到军队退还后，严又佯为惊讶，说是粮食充足，何故退还。亮因此表请处分李严，贬逐不用。由于赏罚得当，虽严而人心服。如李严、廖立在贬谪的地方听到诸葛亮的死讯，都流下泪来，他们估计诸葛亮有再起用他们的可能，别人不会这样做，但亮既死，就没有希望了。

诸葛亮的赏罚得当，还表现在对蜀中地主和外来地主同样对待上。蜀汉政权是由刘备为首的外来地主，联合本地地主建成的，外来地主在上层中更多些。诸葛亮对外来地主有才能功绩者，予以提用，对蜀中地主如李恢、张嶷、张翼、张裔、马忠等，也都提拔任以要职。对于违法的蜀中地主官僚，如彭?的煽动马超反蜀，则处?以死刑。对随刘备入蜀的马谡，失律致败，也按军法处死。这样，可以缓和并弥缝外来地主和本地地主间的矛盾，有刊于蜀汉政权的稳定。

当然，诸葛亮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执行法令上也有通融的地方，如法正既为刘备谋主，睚毗之怨必报，擅自杀人，或劝诸葛亮予以抑制，但他却说法正建策使刘备得以据有蜀中，不应予以裁抑。不过，总的来说，诸葛亮的刑赏用法，还是比较公允的，故人说他“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

说到这里，还必须指明，封建地主政权的法律，主要是镇压人民特别是农民阶级的法律，对于镇压农民来说，说不上公允与否。只是封建政权对于所任用的地主官僚，总有一套用舍刑赏的规定和法令，这里所说的诸葛亮执法比较公允，主要是就这一方面来说的。

复次，谈谈诸葛亮征服南中的事。在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三国时称为南中，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刘备据蜀中后，用邓方为降都督，统治南中。蜀章武元年（公元221年），邓方死，刘备用李恢为降都督。蜀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备病死，刘禅新立，又正当大败于吴之后，南中的??郡（贵州凯里西北）太守朱褒，益州郡（云南晋宁东）的大姓雍?，越?郡（四川西昌）叟族首领高定元同时俱反，雍?且缚送郡守张裔于孙吴。诸葛亮因为正值大丧以后，内部不稳，不能出兵。经过一年多的安定内部，“闭关息民”后，公元二二五年（蜀建兴三年），诸葛亮就亲自带兵南征了。

诸葛亮南征计分三路：他自己向越?进攻，马忠向??，而李恢则指益州郡。这时，高定元的部下杀死雍?，孟获代替雍?为主，西南夷内部的矛盾削弱了自己。于是诸葛亮攻杀了高定元，马忠也平定了??，唯李恢败于昆明。但诸葛亮军随即渡过泸水，三路军队共会于益州郡，活捉了孟获。亮以主要攻打对象是曹魏，对南中必须取得心服，以安定蜀的后方，因而“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于是，南中平定，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即用李恢为太守，领交州刺史。还军后南中曾再发生反抗，被李恢镇压下去。蜀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南中豪族刘胄又起兵反抗，被马忠所平定。不过，平定南中，主要就是“五月滤泸，深入不毛”这一役。

诸葛亮的平定南中，首先是采取了攻心战术。当他出师时，马谡曾建议说：

“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七纵七禽”，孟获终于心服，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攻心战术的范例。同时，平定南中后，外地人撤出，用当地人或少数族首领为官吏来治理。李恢就是益州郡人，他的姑夫为少数民族人爨习。为什么用当地人呢，诸葛亮曾指明这个道理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用当地人而不留外地人，不留兵，不运粮，固然因为主攻方向是北向关中，同时也是使“夷汉粗安”的攻心战术的继续。清人赵藩题成都诸葛武侯祠的对联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对诸葛亮的攻心战术和执法严明以纠正刘璋的暗弱，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发人深省。

至于兵粮问题，不仅不留兵、不运粮到南中，并且要从这里调取物力人力，以供蜀汉军国之用，故旧史说既平南中，“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说得具体些：

“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出其余、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三国志》卷十三《李恢传》所说为：“徙其豪帅于成都，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所言大致相同。以后马忠、张嶷再平南中的反抗后，“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并且“遂获盐铁，器用周赡”。自然，这些都是压迫剥削南中人民得来的。

因此，诸葛亮等人的平定南中，不仅解除了蜀汉的南顾之忧，稳定了后方，而且，从南中调发了不少人力物力，充实了蜀汉的财政力量，从而可以专心于北方，挥兵北向秦中了。

最后，略述一下诸葛亮的六次出师，北伐曹魏。

自蜀建兴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27年至234年），诸葛葛亮六次出兵，北伐曹魏，其中五次进攻，一次防御。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屯于汉中，准备北伐。出屯以前，发布了《为后帝伐魏诏》，亮自己并向后主写上了有名的《前出师表》。次年春，第一次出兵北攻祁山（甘肃礼县祁山堡），由于前锋马谡违背节制，败于街亭（甘肃庄浪），亮因退还。这年冬，第二次出师，亮率众出散关，围陈仓（陕西宝鸡市东），因粮尽退兵，魏将王双带兵迫逐，被亮所击斩。蜀建兴七年（公元229年），第二次出师，亮派陈式进攻武都（甘肃西和西南）、阴平（甘肃文县西北）二郡，魏将郭淮带兵截击，亮自己即领众向建威，郭淮退走，故取得了二郡。蜀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将司马懿由西城（陕西安康西北），张?由于午谷（陕西西安市南），曹真由斜谷（陕西眉县西南），三路欲共攻汉中，诸葛亮屯军防御，适逢大雨，道路不通，魏军因而退回。这是第四次，属于防御性的。蜀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这是第五次，诸葛亮出军围祁山，开始用木牛运粮。魏将司马懿、张?来救祁山，亮以粮尽退军，张?追击，被亮军射杀。以下两年，诸葛亮从事休整军队，劝课农功，制作木牛流马，运粮积于斜谷，作为再出帅的准备。蜀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这是第六次，诸葛亮率众由斜谷出，用流马运输，占据了武功的五丈原，和司马懿对峙于渭滨。由于多次的军粮不继，中途退军，诸葛亮这次作了长久之计，分兵屯田，士兵与农民交错于渭水之畔。两军对峙了一百多天，诸葛亮不幸病死，蜀汉军队只好退回。俗语说诸葛亮“六出祁山”，实际上只第一、第四两次。六次出师中五次是主功进攻，一次是防御。

诸葛亮在他一生最后的八个年头中，六次出兵与魏作战。衡量蜀、魏的力量，蜀汉远不及曹魏。人谓“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连年用兵呢？一则刘备一直以兴复汉室为号召，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已提出了恢复汉室的方略，在首次出兵伐魏时，除颁布了伐魏诏书要“克复旧都”外，诸葛亮在自己的《前出师表》中，又反复说明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说明蜀汉既以兴复汉室为职责，就不得不出兵伐魏，否则，蜀汉就失去了建立政权的名义和号召力，其存在也就更难了。

再则这种出兵伐魏，实际上是以攻为守的策略，这可从两方面看出：在客观上，曹魏统治下的中原，日趋稳定，经济力量日趋增长，曹丕和曹?都曾亲征孙吴，即可见曹魏有向外发展的力量。蜀不攻魏，魏也要出兵攻蜀，与其被攻，不如先发制人，以攻为守。从主观力量方面来看，蜀的实力远不如魏，而刘备多年搜罗的人力，已多死亡，再等些时候就更少，没有具备战斗经验的军队和魏作战了，故不如及早主动进攻，这正如《后出师表》中所说：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上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此表所言，正说明与其坐待灭亡，不如力战求存；与其等待有作战经验的将士的自然死亡将尽，不如趁他们活着时主动进攻敌人；这就是诸葛亮的以攻为守，不得已而连年出师伐魏的道理。但是，志大力小，毕竟难以成功，只是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了最大的主观努力，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典型。

约略谈过诸葛亮的恢复蜀吴联盟，注意经济发展，修明法令，赏罚必信，平定南中，北伐曹魏等事迹，可见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诸葛亮，在中国历史上是起过积极作用的，故陈寿评论诸葛亮说：

“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又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或者从注重农本上来肯定诸葛亮：

“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哗，路无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功其功也。”

过去封建学者对诸葛亮的这些评价，固然是以地主阶级政权的利害关系为出发点，有善必扬，或有溢美，或有所偏，但总反映出诸葛亮的治蜀，确实做了许多工作，所以后代人一直在纪念他。

（选自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韩国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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