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一方面，国民党反动面目已经暴露，必须与其保持距离甚至对立;另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并且内部并非统一，这是可以利用的。

起义以国民党的名义展开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中爆发了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由于南昌我方兵力相对集中，战斗只进行了几个小时，起义便宣告成功。当天南昌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阐释这次起义意义的《中央委员宣言》，这里的“中央委员”，是指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其中也有数位如谭平山、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邓颖超等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此时，他们只是以跨党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列入的。这从宣言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出：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机时期……

文中“总理”，当然是孙中山;“本党”、“国民革命”，自然是国民党的特别用词。也就在8月1日当天，在南昌召开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同志等二十五人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侧举行委员就职典礼。会场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

获得了中央的认可

八一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展开的，但整个过程，完全是由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倡导，中共中央同意并部署，委派周恩来为书记，成立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著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策动的。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但随之一个问题便出现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扯起一面国民党的旗帜呢?

通过历史材料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一方面，国民党反动面目已经暴露，必须与其保持距离甚至对立;另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并且内部并非统一，这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几天后商讨南昌起义事宜时，提出国民党的名义问题，很快就获得通过。这一点，此次起义的重要策动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于当年十月在讨论“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中，陈述得十分清楚：

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邓中夏)、平(谭平山)、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当时对起义的叫法)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第二日(周)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

因此看来，以国民党名义发动起义，当时在九江开会的几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是一致同意的，之后也获得了中央的认可。

树立起自己的旗帜

那么，起义部队是在何时丢掉了国民党的名义，树立起自己旗帜来的呢?据张国焘的回忆，那是在起义队伍行进到广东汕头之后。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 ”

这对正在战斗的部队和机构，显然会产生影响。因此，当时的起义领导人并没有马上宣布。直到10月4日左右，病中的周恩来，被担架抬着进了流沙的一座小庙，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宣布：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地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

实际上，在起义队伍行进过程中，已有中共负责人对打国民党招牌心存质疑了。李立三在当年十月关于“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报告的结论部分，就表现了这种态度：

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C.P.(共产党英文缩写)，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

起义时的“头面人物”贺龙，在起义失败后到达上海。当时代表中央的李维汉与贺龙进行了谈话。谈话中贺龙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

在今天看来，似乎还不好简单地认为南昌起义最初以国民党的名义就是错误。毕竟共产党当时还没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当起义队伍向广东行进时，并不能获得百姓的强烈呼应和认同)，所以，当时打出国民党的名义，有利于汇聚军队和民心，有利于起义顺利进行，这应当是基本的客观事实。

抗战时期第一次大会战：10万国军血战幽燕

1937年9月24日晚，日本东京等地群情沸腾，无数身穿和服、脚踏木屐的男女老幼，手提着写有“欢庆皇军攻占保定”字样的灯笼，举行提灯游行会，“举国若狂地庆祝他们的胜利”。

保定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元、明、清直至民国，都是河北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很快占领了北京、天津。为抵御日军主攻平汉线一路的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的4个精锐师团的进攻，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以保定为中心，集结了10余万人的庞大兵力，组织了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大会战，与日军展开了激烈顽强的战斗，但最终以9月24日保定的陷落为标志，宣告这一战役的失败。这一战役被称为“保定会战”(亦称“涿州保定会战”或“涿保会战”)。

保定会战前敌我双方的态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热潮空前高涨，而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和平津当局，尽管也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但缺乏对这一事件的清醒认识，幻想把这一事件作为一次地方性冲突来解决。10日上午，平津当局和日军开始谈判。11日，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当日18时，两军代表签订停战协定。日本政府利用这一时机，一面虚与我方谈判，一面从国内调集大批军队进入华北。

7月27日，完成作战准备的日军发动全面进攻，当日攻陷通州。28日，二十九军南苑军部、北苑、黄寺等地遭到日军大举进攻，准备不足的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与日军浴血苦战，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三十八师师长赵登禹及官兵2000余人为国捐躯。是日，北平沦陷;29日，天津失守。宋哲元率残部星夜逃到保定。庞大的二十九军在两天之内被日军彻底击败，不能不说是平津当局幻想妥协造成的恶果。平津的失陷为此后的保定会战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1. 侵华日军的集结和作战部署

日军占领平津之后，为了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于7月27日发出第65号临参命，向华北继续增派部队。这些部队是：第五师团(重兵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编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隶下。这时，日军在华北的总兵力已达20.9万人,各种后膛火炮200门，坦克171辆。

侵华日军原计划在平汉线发起攻击，又考虑到平绥线是华北的后侧，根据关东军7月30日提出的申请，决定结合华北平原作战，开始对平绥路作战。作战部队以第五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为基干，结合关东军的一些部队组成。8月9日，日军统帅部向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下达了“消除平津地区北面之威胁，为以后作战创造条件，决定打通平绥铁路东段，击溃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并占领张家口”的命令。14日，关东军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后改为“蒙疆兵团”)。8月11日，南口战役打响。8月27日，日军占领张家口。

8月24日，日军大本营发出临参命第82号，下达组成华北方面军的命令：由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辖第一、二军及直辖部队，总兵力28万人。

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指挥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重兵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及战车第一、二大队，独立山炮第一、三联队，野战重炮第一、二旅团，独立野战重炮第八联队，第一军通信队等，自平汉线南攻。

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指挥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一○八师团(师团长下元熊弥)及野战重炮第六旅、第二军通信队，负责津浦线的南攻。

直辖部队有第五师团，第一○九师团(师团长山冈重厚)，支那驻屯旅团(旅团长山下奉文)，临时航空兵团(兵团长德川好敏)，防空部队，攻城重炮第一、二大队，铁路部队，宪兵队及大量兵站部队。

在平汉线方面的日军，是日军中最为强悍的精锐部队。其中，成立于1888年第六师团，从甲午战争到抗战全面爆发前，曾先后5次踏上中国土地，残害了成千上万的我国同胞。1928年该师团强占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该师团也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1937年8月1日，该师团2.5万余官兵在日本熊本市市民一片歇斯底里的鼓噪声中踏上了第6次侵华的征程。第六师团官兵在谷寿夫纵容下，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肆虐华北之后，该师团又被调往淞沪战场并率先攻陷南京。进城后，残暴成性的第六师团在侵占南京的8天时间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师团被调往太平洋战场，从此走向彻底灭亡。

其次，作战指导思想保守陈旧，指挥系统层次重叠，不适应作战要求。在这次会战中，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不是充分利用我守军在地理、人数上的优势，机动灵活的与日军展开阵地战，而是沿用了过去内战时期的做法，以单纯的阵地式防守为主要作战手段。在8月20日制定的《第一战区作战指导计划》第七条“部队配置与工事构筑”中指出：“各部队无论其任务为防守或机动，务求疏散之配置，必须利用地形构筑工事，以达到步步为营能攻能守之要求，而增强国军之强韧性。”依据这一指导原则，战役指挥者把10余万大军分成3条防线，部署在东西近200公里，南北100公里的广阔地域上，与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突击一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法相对比，失败是无疑问的。在《大公报》记者写的评论中指出：“在战略上，也非变更不可。过去，各军奉到的命令，只是死守。但因敌人之长，长在炮火，而我之弱，弱在炮火，我军死守，敌军正可以发挥其所长，其结果遂使我军死守变成了守死。”

第三，参战将领各有各的想法，部队内部派系林立。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争由来已久，明争暗斗无时不在。国民党最高当局是这样，各参战部队长官也是如此。在军政部长何应钦7月22日致刘峙的电报中，明确要求“旧东北军系以军为单位分割使用”，防止其成为新的军事集团。在平津失陷前夕，各路大军云集保定准备北上，而平津最高军政负责人宋哲元却怕被中央军抢了自己的地盘，多次致电南京，要求“可否转请暂令准备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结待命”。而负会战指挥全责的刘峙却秉承蒋介石“排斥异己”的一贯做法，把西北军旧部第二十六路军等放在最前线的房山、琉璃河一线，把川军的第三军等放在涞水、高碑店、新城一线，却把中央军放在远离前线的满城、保定、漕河一线。当第二十六路军在前线与日军苦战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刘峙却坐在保定视而不见，不派一兵一卒增援。8月22日，日军一部2000余人突破我军漕河防线，此时保定城内外有第五十二军，满城方面有第十七师。如果刘峙能立即组织部队围歼，此股敌军即可被消灭。而刘峙不但没有作出任何有利战局的决定，反而于第二天率先离开保定南逃。

而防守固安一带的东北军旧部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为保全自己的实力，擅自撤离防区，使日军在无人抵抗的情况下渡过永定河，对前线守军造成腹背受敌的困难局面。

另外，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落后，不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把握消灭敌军的机会。如日军第六师团渡过永定河陷于大片积水区后，其对外联系中断，重武器无法发挥作用。此时若能及时掌握这一情报，完全可以组织部队将其歼灭。

保定会战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其中不乏值得人们深思之处。那些在保定会战中流血牺牲的爱国将士，用他们的热血唤起了民众，浇灌了民族之花，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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