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一个奇特的时代，饮酒、吃药、咏诗、清谈等在当时都是风尚，看似纸醉金迷，实则冷艳凄清，在那动荡无序的时代里，文人用各种离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无奈，阮籍便是生在魏晋交替之际，酒成了阮籍自保、逃避、无奈、宣泄的最好工具。阮籍一生都浸在一种酒气中，酒中有诗，诗中有酒，阮籍人生的主题是诗和酒，可以说是诗酒人生，阮籍的诗大都晦涩且无题，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测与感叹，而阮籍与酒的关系则比较表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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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以自保酒是中华民族传统饮品，相传黄帝时就有了酒。大禹时，仪狄造出了更甘甜浓烈的“旨酒”，自此以后饮酒便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魏晋社会多故，乱世之中涌现了大批风流文士。士人们不但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文，而且留下了有关酒的大量奇闻逸事。晋时王恭曾说：“名士不需奇才，但使得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世说新语·任诞》）酒与文人成为魏晋的一个显要特征。阮籍作为魏晋名士之一，以饮酒著于世，所以鲁迅先生将他归于“竹林七贤”的饮酒派。《资治通鉴》卷七十八载曰：“谯郡嵇康，文词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琊王戎、沛国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七人之中尤以阮籍、刘伶为代表。阮籍名声与豪饮的结合，正是魏晋时代名士特征的典型表现。但与此同时阮籍与酒的结合又有其独特所在，其中之一便是醉酒自保。魏晋政治变故频繁，士人常常处于生存危机中，于是借酒装疯以躲避政治灾难成为士人饮酒的主要原因，阮籍饮酒也正是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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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饮酒能够起到佯狂避世的作用，这与酒的自然属性以及人们的传统心态有关。在酒精刺激下，人的大脑会处于异常兴奋状态。伴随大脑神经的麻痹，人的行为也逐渐丧失控制。这种由酒所引发的暂时性行为失调虽然表现出与常规行为的不一致，但能得到人们的宽容谅解。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将酒后失常归入了“疯”，中国古人将疯称为“狂易”。对于狂易，人们的认识通常有两种，一是精神失常的病态，《白虎通·考黜》里有“狂易病”的说法。二是由于外因造成的暂时性失控状态，如过多饮酒造成的酒疯。无论哪一种，其表现都十分相似，是一种非理性状态。当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便利用饮酒后的行为失常和他人易于宽容的效益，将想要表达的东西充分表达出来。这时人们在常规下的矜持、胆怯、深思熟虑等理性行为也由于酒精的作用而弃之脑后。古人将这种故意造成的精神失常病态称为佯狂。当然，其存在的前提是不能超越当时社会的包容度。
酒的自然作用能使人达到狂易，同时饮酒所引发的狂又是非常自然而不做作的，能为人们接受，这就为阮籍酒后的越轨行为被社会所容忍提供了依据。
阮籍不仅善于饮酒，而且也善于利用饮酒而狂的特殊效应消极地表达自己的真正意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阮籍大醉六十日以拒司马氏的求婚。“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司马昭想把阮籍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想借婚姻笼络阮籍，与士人搞政治联盟，借以装点司马王朝的门面，这把阮籍推到了一个两难境地，若拒绝就有杀头的危险甚至是灭族之灾，若答应的话就与司马氏同流合污了，而与司马氏为伍是阮籍所不齿的。怎么办？就在阮籍束手无策时他突然想起了酒，只有酒可以让他侥幸逃过劫难。于是整整两个月一连六十天，阮籍天天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司马昭心知肚明却又不好发作，毕竟阮籍是喝醉了，而醉人的行为是可以被原谅的，喝醉的人无法答应司马氏的求婚，于是只能“不得言而止”，婚事告吹。这是阮籍醉酒自保的一个典型事例。醉酒了六十天，无论真醉还是假醉都难为了阮籍，喝酒在此时不是享受，只是阮籍拒绝的一个工具，阮籍实现了不愿与司马氏为伍的意愿，也保全了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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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醉酒以自保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对钟会的历次探测都以醉酒相对，从而避免了招来杀身之祸。司马氏觉得自己的江山来得不是那么光明磊落。另外当时确有一些忠于曹魏的士人，司马昭对那些士人很不放心，经常派人试探他们的政治态度，《晋书·阮籍传》记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钟会是司马昭的一只鹰犬，有几分才气，但被士人们看不起，他去访嵇康，嵇康打铁不停，看都不看他一眼，让他羞愤难忍，最后向司马氏进谗言而加害嵇康。钟会是小人，他经常帮司马氏去打探士人的动向，阮籍也不例外，阮籍不愿说假话，但又不敢说真话。于是只好抱着酒坛躺在地上，像是醉了又像是睡了。司马昭监视士人，主要是不让他们说出有害司马氏统治的话，嵇康就是因为真话说得太多，不愿因司马氏而折腰而惨遭杀害。阮籍醉酒的最大特点就是醉后不胡说，只是睡觉，这也许是醉酒的最高境界了，嵇康也言“阮籍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 历史
既然阮籍已经哑巴，这就够了，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扼杀和消灭一个酒葫芦，让他喝酒去，对司马氏的统治暂时无害，就让他多活一段时间吧。
阮籍是醉酒高手，借着醉酒，阮籍游离于曹魏统治集团和司马统治集团之间，却未曾招来杀身之祸。阮籍处处刻意塑造自己酒鬼的角色。《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记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为了三百斛美酒而去做官，这在中国历史上估计也就阮籍一人了。表面做官为美酒，实则是为了塑造自己的酒鬼形象，也给了司马氏一个交代，阮籍毕竟做官了。《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记载“邻家少妇有美色，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这事同样塑造了阮籍酒徒的形象，但阮籍醉得很有分寸，只是“醉卧其侧”，连少妇的丈夫也原谅阮籍的这种醉后行为。借着世人对醉酒之人行为失常的原谅态度以及魏晋崇尚饮酒的风气，阮籍成功塑造了自己醉酒的佯狂之态，也借此保全了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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