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朝至晚清，古代曾涌现出不少大商人来。但被公认为“商圣”的只有三位：陶朱公、白圭和胡光墉。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但是齐国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陶朱公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即“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的。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抛出。

　　就这样，陶朱公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年谷贱伤农与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陶朱公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就是说在从商的十九年中，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

　　接下来说说白圭。他是东周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誉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经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而出售粮食。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歉差价。

　　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他说：“欲长钱，取下谷”。下等谷物虽然价低利薄，但为广大庶民所必需，销量极大，故可取得巨额利润。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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