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外界无法确切洞察朝鲜经济状况，因为朝鲜官方每年只是公布当年经济比去年增加多少百分点，无具体数字，仅仅在1991年对外声称朝鲜国内人均产值为2460美元。实际上，朝鲜之所以能度过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苦难行军”岁月，中国的无私援助起到巨大作用。

中国对朝援助主要以粮食、化肥、石油为主，朝中年贸易额约在2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朝鲜年度GDP的10%，中国毫无争议地成为朝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从1991年开始，中国取代苏联，成为对朝原油供应的唯一支柱，每年向朝输送50万吨石油，占朝鲜进口石油总量的80%。负责对朝输送石油的中朝友谊输油公司在鸭绿江两岸间建成11千米的输油专线，供给量由设在丹东马市村的供给协调基地决定，朝鲜从中国进口石油不仅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而且通常都是延期一到两年再付款。

1998年朝鲜50周年国庆时，中国还向其提供了8万吨重油的无偿援助。据韩国国政监察资料表明，1999～2002年，中国向朝鲜提供175万吨石油，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即便是受朝核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3年，中国援朝石油量仍达到472167吨(价值7646万美元)。至于粮援，1994年7月，金日成主席去世后，中国一次性向朝鲜提供10万吨粮食的无偿援助，被朝中社称赞为“兄弟情深”。对朝粮援使中国从2005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粮食赞助国之列，排在前两位的是美国和欧盟。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2005年，中国援朝粮食达53.1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粮援的92%。

近年来，中国不光注重为朝鲜“输血”，更注重使朝鲜具备“造血”功能。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帮助朝鲜改善道路、港湾、电信等基础设施，使朝鲜国内建设少了后顾之忧。韩国国家情报院证实，2004～2005年，中朝共签订2.5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这些资金集中帮助朝鲜开发武山、稷东等矿山。2006年，中国对朝投资总额达1.13亿美元，占朝鲜吸引外资总量的97%，这些投资大多用于平壤西区火力发电所和北昌火力发电所的设备更新，所需设备完全由中国厂商负责。

对朝援助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开始了。1949年，朝鲜国内粮食供应紧张，中国东北解放区便主动调集大米和玉米支援。而在新中国解放事业尚未完成之际，中国政府就在武汉向朝鲜政府特派员移交两个朝鲜族步兵师，所有装备物资一并赠与朝鲜，为提升朝鲜国防力量做出巨大贡献。

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后，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义务劳动，重建平壤、元山、南浦等大中城市70余座，兴建工厂、水利设施百余处，为朝鲜的经济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韩国国防问题研究所专家洪成彪认为，若没有苏联和中国在50～60年代的无私援助，朝鲜不可能在“和平建设竞赛”中全面超过韩国。1960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抱怨朝鲜过于亲华，单方面大幅削减对朝经济援助，中国遂承担了更大的援朝任务，双方采取“国际主义色彩浓重”的记账易货贸易方式，中国工农业产品以远低于国际市场价的价格换回朝鲜海产品和矿产品，中国甚至为朝鲜教育宣传部门代印书刊读本，使其节省了大笔开销。在这段时期，中朝两国经济建设的相似性也极高，中国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朝鲜则出现“工业学大安，农业学青山里”。到70年代，朝鲜经济已相当繁荣，而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国陡然发现朝鲜已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时代，朝鲜老百姓的生活通过多部电影传到中国，电影展示的朝鲜全民免费医疗、教育和住房制度令中国人羡慕不已，当时甚至有不少中国朝鲜族人移居朝鲜。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继续维持对朝援助。1971年9月6日，中朝在北京签订无偿提供军工成套大项目的协定，确定中方提供33型潜艇全套部件和图纸，并帮助朝鲜建设可年装配4艘潜艇的工厂。按中国历年援朝项目排序，援朝潜艇项目被列为“13”，故称为“13号工程”，它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第二大援外工程，金额和规模仅次于援建非洲坦赞铁路。为表示感激，朝鲜政府不顾苏联的反对和威胁，允许中国航空专家系统考察了朝鲜空军装备的苏制米格-21PF战斗机，并向中方赠送了火箭弹射座椅、雷达、发动机等实物，使遭到封锁的中国军工业得以接触到先进技术。

中国长年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石油援助、化肥援助等，并在改善朝鲜基础设施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给朝鲜国民留下强烈好感。朝鲜矿产资源开发几乎给中国全包，这让日韩都有些吃醋。大体而言，朝鲜半岛最富裕的自然资源几乎都集中在朝鲜国土上，有经济价值的矿物就达200多种，特别是菱镁矿蕴藏量在全世界处于第一位，钨、钼、石墨、重晶石、萤石等7种战略矿产也居世界前列。

目前占朝鲜矿业比重较大的主要是煤炭、铁矿石、铅锌以及石灰石、菱镁矿等生产部门。铁矿石由以茂山铁矿为首的20多个矿山进行生产。据推算，朝鲜国土的80%都分布着矿物资源，潜在价值为1万亿美元，其中处于第一位的菱镁矿的蕴藏量达30～40亿吨，铁矿石的总储藏量高达2600万吨，可立即开采的铀达400万吨。

报道称，中国的国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与朝鲜方面签署了铜矿开采合同，内容是在25年时间里以对半比例和朝鲜共享该国最大铜矿两江道惠山铜矿的运营权。中方的投资金额为800万欧元。此前，中国吉林省商务厅与朝鲜政府签署了铁矿开采合同，内容是以7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确保朝鲜最大铁矿咸镜北道茂山铁矿50年的开采权。因此，中国每年可以从茂山开采利用1000万吨铁矿石。中国最大的矿物资源进口公司五矿集团通过合同拿到龙登煤矿50年的开采权并已着手进行开发，该矿年产量达300万吨，是朝鲜最大规模的无烟煤矿山。此外，中国还在推进与朝鲜共同开发平壤市附近的钼矿和西海油田。

据韩国商会的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对朝投资的70%集中在资源开发项目，共引进价值2.7亿美元的矿物资源。相反，韩国的资源引进规模为5973万美元，仅是中国的21.8%。

中朝关系60年：1961年签《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事实上，从天安号事件以来，为缓和朝鲜半岛局势，中国外交付出了很多。如果再上溯至朝鲜战争，6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无论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中国和朝鲜一直是对方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然而中国对朝鲜的“坚定支持”，在不同时代下包含着不同的内核。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国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代“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半岛的炮声穿过鸭绿江时，可以想象另一侧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何等讶异。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提到，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对这场战争的具体开战时间毫不知情，对“社会主义兄弟”朝鲜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

那一场战争令中国付出18.3万士兵的生命;那场战争奠定了此后数十年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基本政策;而东亚政治、经济和军事数十年的分裂格局将在那一场战争之下固定化，历经几十年而难以撼动，直到今天。

当人们仔细查证这段半个多世纪前的战争历史，会发现除了两国舆论曾多次肯定的“唇亡齿寒”和“亲兄弟般”的战斗情谊，中朝两国在军队指挥权、在中朝联军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朝鲜铁路管理权等问题和朝鲜战争停战时机等问题上，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

1950年11月，斯大林指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两国军队。12月，中朝双方成立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中方任正职。“金日成在民族感情上可能难于接受交出军队指挥权，但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这是朝中结盟必须面对的事实。”沈志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很快就融解了。朝鲜半岛停战后，中朝关系第一次走进低谷。据沈志华研究发现，朝鲜劳动党内最高层，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延安派”，与莫斯科关系紧密的“苏联派”，以及“南朝鲜劳动党派”在数次党内运动中被清理出局。1956年，时任苏联副总理米高扬和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赴朝斡旋，也未能奏效。

1952年，中国召回驻朝大使。直到1955年1月都没有再派新大使。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在当时一份特别报告中谈到，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绩展厅只留给中国志愿军1个……”

中朝关系紧张，金日成选择向莫斯科靠拢。沈志华注意到，1956年11月，在朝鲜驻苏大使李新八赴任前，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1957-1970年代 “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

但“其他的政治路线”总是可以有的。

波匈事件和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分歧逐渐扩大，中国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友好的方针，以求稳固并扩大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力。而朝鲜也多次在中苏之间摇摆，以求最大利益。

1957年10月26、27和30日，《人民日报》连续三次报道，朝鲜高调开展志愿军入朝作战7周年纪念。除了在平壤纪念集会，朝鲜官方还组织群众慰问志愿军、扫墓。“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报道说。

事实上，中朝不仅重回蜜月期，而且进展迅速。一年后，中国人民志愿军44万余人全部撤离朝鲜，大量营房、设备和物资无偿移交给朝鲜人民军。撤军前夕，中朝签署了贷款、供应成套设备、提供技术援助等协定。朝鲜一如从前，对中国人民“兄弟般的深厚情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深表感激。

然而朝鲜并没有疏远苏联。1961年6月24日，朝鲜公布金日成即将访问苏联，并签订《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随即，中国邀请金日成于访苏后访华。7月，《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以法律的形式把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加以肯定”，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样评价。

借着中朝两国的蜜月期，边界问题也迅速解决。1962年，经过仅半年谈判，两国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以朝鲜54.5%、中国45.5%的比例，两国划分了天池的边界。

后来，在朝中矛盾深化的“文革”期间，延边朝鲜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受到红卫兵的残酷迫害。红卫兵骂他是“卖国贼”，“连从鸭绿江中国一侧登上白头山山顶的公路都出卖给了朝鲜”。

1965年苏联加大援助以争取朝鲜，朝鲜再次倒向苏联。1970年，美苏缓和，苏联不再支持朝鲜对抗美国，中朝关系又迅速恢复，金日成历史性重访中国。毛泽东甚至改变了在中南海宴请的习惯，主动到金下榻的钓鱼台去会见他。

“毛金这段会谈基本的论调是，我们两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当时的翻译张庭延回忆。

“在冷战体制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条件地支持朝鲜提出的关于统一的一切建议和采取的措施。”《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91-2006)》的编者认为，“但朝鲜的政策变化不定，而中国也随着改变态度，……这样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对中国外交的原则性产生怀疑。”

不过在沈志华看来，“中国一方面即对小国宽容并给予保护，又有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心态，认为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予以帮助和支援……中朝同盟的立足点是亚洲革命的利益和中共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此后，金日成每年都会到访中国，甚至一年两次，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前。

1990-2000年“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

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冷战终结。但冷战的另一道铁幕--北纬38度线--却依然寒冷。

1989年9月，邓小平提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其后又陆续加入了几句话：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而事实上，从1979年改革开放起，中国外交低调转型的步子已经启动，突出表现是淡化意识形态标准，而核心目标是“为改革开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调整朝鲜半岛的政策，最为核心的转变是从只承认朝鲜到与韩国接触。”韩国学者李元烨在专著《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中写到。

但是对朝鲜来说，1990年是噩梦的开始。此后的9年，朝鲜国民生产总值连续负增长，不得不经历被称为“苦难的行军”的艰苦时期。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披露：1992年7月12日，江泽民特别约谈刚刚从非洲访问归来的杨尚昆和钱其琛，决定派钱赴朝通报中国决定与韩国建交的立场。三天后，钱其琛乘军机秘密前往平壤，随机携带给金日成的礼物是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

在金日成的别墅中，钱转达江泽民的口信称，“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随时都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情况下，我们宜抓紧时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增强国力……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会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金日成表示，关于中国与“南朝鲜”关系的问题，“中国既然已经决定，那么就那样办吧”。金补充说，朝鲜将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将自己去克服”。随后，金日成匆匆离开。

据钱其琛、张庭延等人回忆，此次金日成接见中国代表团时间之短、气氛之平淡前所未有，甚至惯例中的宴会招待也没有出现。

这种冷淡一直持续到1999年，双方的高层互访才得以恢复。

“朝鲜采取的封闭体制，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敏感，对中国主动融入国际化浪潮不理解。”清华大学政治系学者吴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是以冷战思路闭关锁国，令朝鲜付出巨大代价，不得不在1990年代末与国际社会开展对话。”

新世纪“帝国主义的圈套”

世纪之交，朝鲜对外关系突然活跃起来。朝鲜与俄罗斯签署了新的《朝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取代了原有的《俄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新世纪头3年，尽管朝美关系没有改善，但朝鲜先后与17个国家建交，其中包括14个欧盟成员国。

唇齿相依的中国与朝鲜，分分合合半世纪后，依然在各自的道路上前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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