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同路人

　　1921年7月下旬，聚集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陈公博、周佛海是最坏的典型。二人会后不久便 *** ，接着参加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两人又随汪精卫叛国，成为臭名昭着的汉奸。严格地说，此二人从来没有真正在思想上加入共产党，只是一时因追求新奇而对共产主义理论有点兴趣，随后便不愿参加艰苦危险的建党工作，为个人追名逐利，变成共产党的敌人，且成为民族败类。后人看陈公博、周佛海政治转向的轨迹，都能看出一个规律，便是为个人利益而无政治原则操守，朝三暮四。不过在革命的大浪淘沙中，这种泛起的沉渣最终会被沉淀。

　　一大讨论期间

　　关心能否当官

　　1920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北大的学业返回广东，参加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群报》并自任总编辑。同年12月，陈独秀来到广州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陈公博受这个在北大期间便崇拜的陈独秀的影响，经过动员，同意参加建党活动，在共产党广州运动中负责宣传。

　　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公博，志向仍是能到政府中做官。中共一大召开前，陈独秀因任公职离不开，广东小组便推他为代表。

　　一大会议讨论期间，陈公博关心的也是能不能参政当官。因多数人反对共产党员到旧政权中做官，陈公博后来回忆说感到“心内冷然”，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补白

　　未去嘉兴开会 携妻游览西湖

　　去上海参加一大时，陈公博还带着新婚妻子，并拟定了游玩计划，完全视严肃的建党会议如学术活动，还兼顾着个人蜜月旅游。

　　一大开到最后，因为有可疑人员闯会场，又遭到法租界警方的搜查，参加一大的代表要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陈公博接到转移通知后，却拒绝去嘉兴继续参加会议，而是带着老婆去游杭州西湖。

　　陈公博

　　没有固定信仰

　　只想从政做官

　　陈公博，1892年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191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这个“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摇篮”中接触到共产主义，却只是出于对一种新学说的好奇。他同时感兴趣的，还有美国的自由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一个没有固定信仰的政治摇摆者。此外，他受家庭影响，从小立志要当官从政。

　　一日两惊吓破胆

　　一大闭幕未出席

　　一大在法租界的“李公馆”开到7月30日，因有可疑的陌生人突然闯进会场，代表们分头转移，陈公博认为不会有事而同房东李汉俊留下。不过十几分钟，法国警官、安南巡捕及中国侦探便一起闯了进来。李汉俊、陈公博忙向他们解释，刚才只是北大一些学生在开学术讨论会。由于陈公博说话带着粤语味，巡捕还将他误认为日本人。加上这里是有地位的“李公馆”，巡捕们只是训诫了一番不要搞“过激派”活动便离开。事后李、陈二人庆幸说，若是搜身的话，兜里还有共产党纲领草案，肯定要被抓到巡捕房去。

　　陈公博事后越想越害怕，回到大东旅社后，当天晚间又听到楼上有枪声。他后来回忆，当时“感到好像成了福尔摩斯案中人”，后来才知道旅馆中发生了凶杀案。经过这一日两惊，据周佛海回忆，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

　　第二天，参加一大的其他代表要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陈公博得到通知却不肯去。陈公博回广东后，对当地共产党的活动便很少参加，并联系出国留学。他还违反中共中央规定，写文章支持陈炯明，想以此为个人升官铺路。中共中央对陈提出批评，陈公博便给陈独秀写信表明：“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

　　1923年春，陈公博赴美国留学，出国前声明与中共决裂，组织上也开除其党籍。

朝秦暮楚 沦为二号汉奸

　　脱党的陈公博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为吸引外国人，他的论文便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并附上还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一大”党章。在此文中，陈公博还要人警惕共产党发展，表明他已站到反共立场上。

　　1925年春天，陈公博从美国回到广州，随即加入了国民党。他投靠汪精卫而深受信任，几个月便升任中央党部书记、广东省农工厅长、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青少年时当官的理想，就此得到实现，使他把自己的命运同“知己”汪精卫捆在一起。

　　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同蒋介石争权夺利几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各派暂时联合，他作为汪派代表就任国民党行政院实业部长，却受蒋介石冷落，只能“酒杯浇尽牢愁在”。 全面抗战开始时，陈公博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民众训练部部长，却对战争前途完全失望，于1938年末追随汪精卫离开重庆前往日占区。1940年汪精卫于南京建立伪政府时，陈公博成了二号人物。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一命呜呼。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日本投降后，他在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时成为头号典型，于1946年6月在苏州被处决，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补白

　　拜求冈村宁次

　　秘密飞往日本

　　1945年8月10日，电台播出日本向盟国乞降，陈公博马上感到极度紧张和忧虑。他连续致电蒋介石称，表示可用南京政权直辖的36万伪军守卫宁沪杭三角地区、完整交重庆希望派人接收，却没有得到回音。原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对掌握上海实力的周佛海秘密加委，并联络了汪伪六个方面军头目，对这个空头“主席”毫无兴趣。

　　当时陈公博致电重庆当局表白自己“勉强维持。这几日以来，真是筋疲力尽，寝食不安”。

　　见蒋介石嫌自己招牌太臭且无实力不予理睬，陈公博一度在小圈内提出可否投降新四军。据当事人回忆，周佛海马上从上海赶到南京以推心置腹的态度劝说道：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无论投降共产党，还是投降重庆，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想当初，我俩在共产党成立的时候都参加过，难道你还不知道共产党最恨叛徒？至于投降重庆嘛，我已早有联络，可以用实力邀功赎罪。当然，老蒋经常不讲信用，也许会过河拆桥，用完我们再以汉奸论罪。不过比起投降共产党，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其实，此时陈公博投降国共哪一方面都不会被接受，只好求助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乘他的座机秘密飞往日本。不过陈公博在日本停留仅一个多月，就经国民政府要求被引渡回国，成为“肃奸”给国人看的靶子。

　　据当年的报道，陈公博临死前的绝笔，是应典狱长之请写了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其寓意还是希望蒋介石能对他宽容，痴心幻想只能让人哂笑。

　　周佛海

　　野心未遂

　　竟私奔 ***

　　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有一个与陈公博同样声名狼藉的人物，那就是周佛海。他参加共产党活动时就野心毕露争地位，一旦权力欲得不到满足，便带女人私奔日本，后来回国又一头扎向国民党，当过蒋介石的秘书。抗战时他又追随汪精卫降日，见日本大势已去又秘密归顺戴笠的军统。可以说，周佛海从来就不是革命者，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家。

党内第一个

　　冒充领导的骗子

　　周佛海是湖南省沅陵县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乡村小地主家庭，从小一心想出人头地，靠小聪明成绩也比较突出。他按照乡村习惯在家娶妻并生育一子一女，后于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他虽考取了公费仍感生活困窘，要靠稿费弥补。曾一度对权贵统治社会相当不满，对俄国革命和当时在日本流传的社会主义书籍产生了兴趣。1943年他在回忆录《往矣集》中谈到参加共产党的动机说：“诚人不讲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领导者”。

　　1921年7月，周佛海在日本收到李达来信，得知中共一大要召开，便以赴日本留学生的代表身份参加，其实在日中国学生中并没有党组织。会议期间，他与湖南同乡毛泽东同住一室。他最感兴趣的是自己的地位。其实在嘉兴南湖的选举中只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并无他的位置。周佛海却利用许多人不知内情，对外谎称中央领导是陈独秀为正，自己为副，成了中共党内第一个冒充领导的行骗者。

　　补白

　　自命不凡

　　以中国的列宁自居

　　1920年，留学日本的周佛海回国探亲，途经上海时拜访了陈独秀，表示向往社会主义，于是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小组。他在上海又认识了湖南同乡李达，因常去李家又认识了李妻王会悟的女同学、富商之女杨淑慧。周佛海不顾家中早有妻儿，凭着表面上的风流倜傥，又拿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炫耀，一时迷惑了杨女。后因鹿儿岛的学校开学，他离沪返日，到校内除上课外就是向同学们练习讲演，目的是准备将来当领袖。后来周佛海在回忆录中说，此时他已经“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命”。

　　携情人私奔后

　　脱离组织活动

　　中共一大结束后，因两个月内陈独秀未到沪，周佛海便留在上海自封“代理书记”，与同样有领导欲的张国焘就谁来主事的问题激烈争吵。陈独秀回来后，让周佛海到湖南、湖北传达共产国际精神。周佛海到长沙后先找到一大时相识的毛泽东，谈完工作就去找熟人喝酒，闹了整整一个通宵。据当年中共湘区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对周佛海这种做派很看不惯，认为简直不像个革命者。

　　周佛海回到上海后，《时事新报》突然揭出他家有发妻和儿女，“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做新郎了”。杨淑慧的父亲看到这则消息怒不可遏，拿着报纸找到周佛海住所，大骂其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周佛海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找到杨淑慧，同组织不告而别悄悄离开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结成事实夫妻。党内有人嘲笑此人为拐走一个女人便离开党。但是也有人说，当时日本警察对共产党活动防范甚严，也风闻一些周佛海在国内的政治倾向，便常派便衣来监视，周佛海感到革命会有危险才从此不参加革命活动。

　　补白

　　不顾周恩来劝说

　　声明脱离共产党

　　1924年，周佛海从日本留学结业回到上海，因名义上还没有脱离共产党，所以找到在国民党宣传部“跨党”兼秘书的毛泽东，想了解情况再做打算。正好此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来到屋内，经毛泽东介绍，汪、周相识。

　　汪精卫欢迎他到国民党来。周佛海感到这样便于实现个人欲望，便自行前往广州，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有了这种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就不顾周恩来劝说，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

投汪投蒋

　　再降日

　　反复无常

　　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后，先攀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曾升任武昌中央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后见蒋介石势大，他又跑到南京投奔有实权的“蒋总司令”，并公开发表声明反共兼反汪。汪精卫气得在公开讲话中骂道：“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反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共事。”

　　1927年春天周佛海投奔蒋介石后，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总教官，一度当过蒋的秘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又被蒋介石提升为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及代部长，成为“蒋委员长”贴身的办公机构负责人。

　　后来，随着日军深入中国国土，周佛海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惜丢弃起码气节，再度投机。面对汪精卫声言的“再战必亡”，周佛海随声附和组成了“低调俱乐部”。汪精卫对这个曾被称做“千万不能共事的人”又重新欣赏，二人秘密商议后一致认为应抛弃蒋介石同日本议和。1938年11月，周佛海随汪精卫逃出重庆降日；1940年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担任了伪中央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成为继汪精卫、陈公博之后的第三号大汉奸。据说，没想到周佛海会叛己而去的蒋介石，也大骂此人“真不是东西”！

　　日本投降后，大汉奸周佛海被抓。他在狱中自感人生彻底失败而愁苦异常，心脏病发作，求保外就医也遭拒，于1948年在绝望中病死。

　　补白

　　后悔自己押错宝

　　曾想脚踩三只船

　　1942年日本战局逆转，周佛海又后悔押错了宝，于是通过关系找到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代自己向蒋介石表示愿“立功赎罪”。周佛海又找人向新四军疏通，声称毛泽东等人是自己“熟悉的朋友”（其实毛泽东当年便鄙视他），希望不要来攻击，一时想“脚踩三只船”。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得到蒋介石封其为“上海特别行动总队长”的任命后，周佛海就由汉奸摇身一变成为重庆的“地下工作者”，对抗新四军而将上海完整交给国民党。不过随后蒋介石为显示惩办汉奸姿态，又搞“卸磨杀驴”，让法庭判处周佛海死刑。此时周妻杨淑慧秘密威胁侍从室，称她在境外存有此前蒋介石曾保证周佛海前途的亲笔信，若丈夫被处决就会公布，蒋介石才宣布将死刑减为无期。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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