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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31日，许惠?代表台湾海基会正式提出第八案，文中说，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

凤凰卫视11月1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是商人还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自称是一介布衣却常被人称作是红顶子商人，无论如何辜振甫曾经被公认是台湾头衔最多的人，1917年辜振甫出生于台北鹿港辜家，在当时是台湾三大地主家族之一，20岁的辜振甫是家族继承人，五家企业的董事长，32岁他从大地主变成了台湾的土地改革工程师，44岁辜振甫是台湾地区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连任33年，被称作是工商界的“龙头”，今时今日，踏上台湾的土地想要知道谁是辜振甫，就先走近他一生所创建企业王国的第一块磐石。

解说：台北市中山北路113号，台湾水泥公司的台北总部，这里是辜振甫先生一生事业的起点，也是他晚年办公所在的地方。

辜成允（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辜振甫之子）：这个会客厅就是我父亲的会客厅，所有的摆饰，我们没有动过它，只有桌上的几本书可能有动过，其他的东西都是他那个时候放在哪儿，就一直放在那儿的，这个房间里头有三个钟，但是三个钟时间都不对，那个钟他上了最后一个发条停了，我们就没碰过它，那两个石英钟，最后电池是他自己放的，他放了以后停了，我们就把电视拿下来，那个时间就记录了他那个时候在这个房间里头最后的身影。

解说：曾经的台泥先生辜振甫，一生没有担任过任何正式的官职，但是他却以民间企业家的身份，直接参与台湾经济界的国际事务。

何振忠：辜先生的地位举个小例子，据说他有91个头衔，他的名片听说你可以从他的台泥大楼的屋顶，如果你要把它串起来，一路可以挂到一楼的地板，所以你就知道他当时身兼多少职。

解说：二月政争，三月学运，海基会成立之初，台湾政坛纷争不断，对于两岸事务更是特别严厉地监督，辜振甫就在此时成为了执掌海基会的不二人选。

邱进益：辜先生他跟李登辉先生本身就是很好的关系，他们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不是以上对下的关系，郝柏村先生也故意有一个台籍的，本省籍的，这也可以去除一些所谓民进党的疑虑，那时的辜振甫曾经接受记者访问，谈到他作为一个地道的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辜振甫说大陆我跑遍了，早期的时候我从广州跑到满洲里，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常跑北平去听京戏。

焦仁和：辜、汪两位老先生都喜欢戏，都喜欢中国的这些老的东西，都喜欢看书，所以他一方面对老的东西旧的东西有深刻的领悟，另外一方面他对这个的知识，社会的进步他们没有脱节，很多的想法是走在我们的想法前面的。

邱进益：从现在来看，辜汪二老真是绝配，在中国大陆我当然也来了很多次，我也是自己从大陆出去的，我觉得像汪道涵先生这样子学养、涵养的人，风度的人，坦白讲也不是很多。

陈晓楠：汪道涵原名王导淮，同盟会元老汪雨相之子，18岁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22岁的汪道涵毁家纾难，举家北上奔赴延安，本是一介书生，成为了新四军中的一名儒将，1952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出访苏联，在和斯大林会面的时候他这样介绍汪道涵，他说这是我们中国现在最年轻的部长，那一年汪道涵37岁，1981年汪道涵出任第五任上海市市长，那时候他已经66岁，是历任市长当中就职的时候年纪最大的一位，汪道涵生前没有写过回忆录，也没有个人授权的传记作品，他说，事情自己做好，历史留给别人。

章念驰：所以说汪老可以说一生到去世，他没有忘记台湾，还是一直在关注台湾的发展和变化，那是我们，我们所亲眼目睹的一个真正的汪老。

陈云林：汪道涵先生，实际上是我们党的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位老前辈，非常博学，特别喜欢看书，我曾经到老先生家里去过多次。

解说：这里就是汪道涵晚年居住的地方，曾经的床头案畔都是堆书如山，由于喜好读书，据说在当时的上海要见到这位已经退休的老市长，其实并不难。

严安林：因为他家就住在靠近康平路嘛，所以到那几个书店非常近嘛，走过去就可以了嘛，也不用动车嘛，所以他有时，有人说要找汪老，干脆到书店去看看他在不在，哎，说不定碰上了。

解说：1992年初，上海市台湾研究会正式成立，汪道涵捐赠了家中有关台湾的书籍，也是汪道涵带动了一批学者重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研究。

孙亚夫：汪道涵先生呢应该说很炽烈的爱国主义者，是非常渴望国家和平统一的，所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

曹景行（资深媒体人）：汪道涵先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不断在想大陆的政策怎么能够为台湾的多数人所能接受，从“九二共识”开始，到关于“一个中国”的定义，不断在探讨，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关于“一个中国”的定义的修改，汪道涵是最关键的，所以后来的突破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中国”。

解说：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中国的统一是需要两岸同胞去共同缔造的，汪道涵也曾说过这样的个人看法，一个中国的尊严与荣誉是两岸可以共用的，墓园里汪道涵的这座雕像静静地凝视着台湾的方向。在台湾海基会成立的一年之前，台北爆发了三月学运，李登辉主政下的台湾当局宣布，计划在一年内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止从1948年开始实施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1年5月1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正式废止，“《宪法增修条文》”正式公布，这是台湾当局第一次“修宪”。

张五岳：台湾这部“宪法”大概从1947年沿用至今，所以当然什么，当然法理上的主权一定是及于大陆的嘛，那“《宪法增修条文》”序言的第一条，第一点就是讲说，为了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

高孔廉：根据“《宪法增修条文》”呢，我们又拟了一个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里面很明确地讲，“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换句话说，“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之下，两岸的是“两个地区”，不是两个国家，“《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废止，被视作是台湾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标志，在内地学者的眼中，这也为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余克礼：民进党早期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它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民进党发生变化慢慢走向“台独”，是李登辉当台湾领导人之后，他废止了“《刑法100条》”，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把这都看作是言论自由，并且他公开地支持“台独分裂”活动，所以“台独”由非法变成了合法，由地下变成了公开的。

解说：1991年10月13日，台湾民进党通过了一份新的党纲，明确提出要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这也被称作是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后来担任国台办主任的陈云林直言不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反对李登辉搞两个中国，并且图谋台湾独立”，也是大陆对台工作中的一个重点。

陈云林：你去翻一翻邓小平同志的，他的重要的讲话，其中邓小平同志就讲，蒋经国先生去世以后，台湾就将会有人出来搞“台独”，实际上我们对他（李登辉）一直是注意观察。

唐树备：所以我们呢是愿意和他（李登辉）打交道，但是我们对他保持警惕的，保持警惕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非要两会之间一直谈这个东西。

解说：1991年4月28日，台湾海基会第一次正式来北京访问，时任国台办副主任的唐树备在与海基会代表团会谈时，首先提出了两岸交往的“五点原则”，也就是在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事务中，应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唐树备：他们台湾叫“唐五条”，我们首先明确，我们一个国家内部的两个团体的接触，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原则定下来，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接触。

陈长文：谈到“一个中国”，我说“一个中国”没问题，是对的，台湾跟大陆加在一起是一个中国，所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像是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样，台湾跟大陆加在一起是一个中国，另外谈到“一国两制”这是吴学谦先生提到。

解说：海基会首访大陆，陈长文并未就“一个中国原则”与大陆达成任何协议，回到台湾后，陈长文就“一个中国原则”所发表的言论让他进退两难。

陈长文：如果说陈先生你要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你只能说我的工作是负责来报告，我只是负责民间交流，你如果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跟民间交流没关系，哦，对不起，我不回答你，可不可以，但是我加了一句话，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像是大陆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样，“一国”“一个中国”是没有问题的，“一国两制”很好，但是“一国良制五”可能不见得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这些是我当时从台湾的当局的角度来讲，是这个秘书长这是轮不到你去做这件事情的。

记者：就是因为您说多了。

陈长文：我没有说多，我现在继续。

解说：1991年8月，陈长文首度提出辞呈，1992年2月陈长文再度请辞，即便是董事长辜振甫的慰留，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1992年2月，陈长文结束了海基会的工作生涯。

陈长文：其实我今天自己回想，我会觉得我1992年初辞掉秘书长应该是正确的，如果我不辞掉，我其实只有徒然让自己感到更多的困惑，更多的挫折，但是重点不是表示我正确，而是我没有办法真正改变那个客观的环境，那客观环境是什么？一方面中国大陆的立场，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定位还有就是台湾，当时在李登辉先生他做了十多年的“总统”，那么这个时间之内有很多的变化，就是对于台湾究竟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台湾当局“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一个当然确定的一个立场。

视频片段：中国这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开放，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张五岳：1992年其实很重要的关键一年，因为1992那时候大陆的总体GDP，大陆之大大概只有台湾的两倍大，到达2012年就是去年，大陆总体的GDP大概是台湾的17.3倍。

王铭义：那当时对于大陆的经济来讲，当时的经济还是比较沉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无形中在1992年大陆方面在推动这个“辜汪会谈”真正背后的一些重要的用意之一，当然是希望说也能够借助一些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在邓小平南巡的9天之前，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向台湾海基会发来了第一封邀请函，汪辜会谈的序幕就此揭开，但是这封信，辜振甫没有答复。两岸两会的事务性协商，因为一个中国问题而陷入了僵局，汪辜会谈难以推进。

唐树备：我们不是和你谈政治，因为现在谈政治的条件不成熟，我们谈事务，但是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我们是不是一个国家。

李庆平：第一条还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不要谈它，我们也承认啊，但是只是捉我们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国统纲领》”里面讲的，但是为什么大陆一定要我们在所有的协议之前，都要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就要注意一下了，后来我们一发现不得了，因为大陆的官方有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有它的解释文的，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不可以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也是联合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如果台湾还没有谈判，先承认了这个样子的一个原则，这个内涵是这样子的话，请问这是不是投降啊？

邱进益：对方提出来任何的交流，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那要先确定什么叫“一个中国”。

解说：1992年8月，李登辉主持“国统会”第八次委员会议，就“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达成结论，决定“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

唐树备：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我们能接受的，对“一个中国”的内涵，认知有所不同，我们呢我们有不同看法。

邱进益：我们所认识的“一个中国”是指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大陆，但“治权”仅及台澎金马，所以是我们认知的“一个中国”，第二段，对方认知的“一个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是它的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及于台湾，这是你们的一个认知。

第三段就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统一，所以我们两岸应该共同努力来争取走向一个所谓完整的民主自由的一个统一，这样三段。

唐树备：你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我说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是认知不统一嘛，所以我们现在统一不了，但是我们大家商定，我们统一了，我们定一个国号不就完了嘛，是吧，所以认知有所不同，确实目前双方之间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但是现在不讨论。

解说：就在台湾当局“八一结论”发表之后，1992年8月4日，汪道涵再度致信辜振甫，信中说，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中，东南亚地区蔚然挺秀，顺此潮流两岸携手共济前景未可限量，汪道涵邀请辜振甫于当年择日择地举行汪辜会谈，这一次汪道涵等到了辜振甫的回应。

辜振甫（海基会董事长）：希望跟本人早点见面，我已经表示欢迎了嘛，当然会接受。

王铭义：那尤其就是说当时八月份的时候，这个韩国准备跟大陆方面建交，那我就记得当时曾经问这个李登辉身边这些重要的一些幕僚，包括苏志诚，当时我记得好像苏主任私下都有跟我们报社的同事提到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外交”关系固然重要，两岸关系也很重要，台湾在8月底的时候就主动宣布跟韩国“断交”，但在“断交”的几乎是同一天，辜振甫发表这个发表一封信，准备给汪道涵，说我准备接受你的邀请，我们希望1992年年底来展开会谈。

解说：1992年10月28日到29日，海协会与海基会举行香港会谈，双方主谈的代表分别是海协会的周宁与海基会的许惠?，而时任台湾陆委会企划处处长的郑安国也秘密地赶往香港。

郑安国：以一个陆委会的处长去参与第一线的谈判，即使是幕后工作，当时都是蛮敏感的事情，当时就要求我不能曝光，然后也不能够直接从台北到香港，就要我从台北飞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再转机到香港去，谈是许惠?去谈的，可是许惠?他们是住在港丽酒店，我是住在香格里拉，你知道香港港丽酒店跟香格里拉它地下是相通的，所以每天晚上许惠?就从港丽酒店就到香格里拉饭店我的房间，就跟我来谈，当天的状况，明天的状况，同时把情况报回台北来。

解说：在香港，海协会与海基会各自提出了对于“一个中国”的文字表述方案。

唐树备：他们五个方案书面的都不行了，我们都不同意，然后许惠?先生大概就是和台北联系了，当时邱进益先生还有一位台湾的一位负责先生吧，他们一起研究，据（后来）邱进益后来告诉我，他们又研究了三个口头的表述方案，当时许惠?先生就要求你啊，就是这种口头的不能给你文字，然后周宁先生就记、记完以后就给他念，有没有错，说对了，对了，他就报回北京了。

解说：1992年10月31日，许惠?代表台湾海基会正式提出第八案，文中说，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

孙亚夫：第一个它表达了谋求国家统一的态度，接着就是说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当然它也说，对“一个中国”涵义的认知有所不同，是有所不同，这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就是说它不同在哪儿？它没有把它说出来，如果说出来的话那也不可能达成共识，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它是表达了我的态度跟你不一样，但是它没有把这个态度说出来。

解说：海协会正式回函海基会，这就是达成“九二共识”最关键的“11月16日来函”。

孙亚夫：正式的书面告知海基会，我们尊重和接受他们的意见，用各自口头表述的方法来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

解说：在陆委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正式答复大陆的来函，并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达台湾方面的一个中国原则。

李庆平：11月17号下午4点钟呢，海陆两会的高层啊在陆委会开会，开会快到6点钟的时候呢，黄昆辉先生做了一个决议决定，第一呢关于16号大陆来函，我们暂不复函，但是呢今天要用记者招待会的方式要表达我方的立场，我讲话第一句话就说，大陆海协会11月16号给海基会的信，尊重并接受海基会的建议，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中国的原则，我方表示欢迎，这是我第一句话，然后呢我再说了，就是说基本上呢我方的，我方的一个中国原则已经在香港的会谈说明得非常清楚了，因此不必双方约好在台北跟北京同时发表。

高孔廉：我提出这个建议，你尊重跟接受，那么你同样你也提了你的看法，我们没有意见，这在法律上面来构成的话，就是一方提出邀约，另外一方接受，这个合约就成立了，当然这个不是双方签字的，不叫做“协议”，可是呢你称之为“共识”应该是可以的。

孙亚夫：它是在领土和主权意义上的共同点，是国家核心利益上的共同点。

解说：公元200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谈到两岸关系，他这样说，我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也被称作是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新三句”。2012年，“九二共识”达成的20周年，中共十八大首次将“九二共识”写入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54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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