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家浜王明达
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发现、发掘已经45周年了，以该遗址命名的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迄今最早的史前文化，年代跨度大约距今7000-6000年。太湖流域面积36500平方公里，仅占全国约1／240。经过江、浙、沪考古工作者不懈的努力，逐步建立起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我国重要的考古学区系之一。
作为“江南文化之源”的马家浜文化，从考古发现、发掘和研究的进程来说，始终是稳步前进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相比与隔钱塘江而望的年代大致相近的河姆渡文化，相比与在其基础上经崧泽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而言，马家浜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一直处于较为“冷”和“淡”的状态之中，或者说从未有过“热潮”，甚至有人形容马家浜文化是“一朵被遗忘的鲜花”。
在筹划纪念马家浜遗址发掘45周年活动的过程中，承嘉兴市文化局领导的厚爱，笔者应邀参与了相应的准备工作，有幸与嘉兴市文化局、嘉兴市博物馆的同志一道，集中考察了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马家浜文化的主要遗址及其重要出土文物。笔者在1981年参加了同属马家浜文化类型的余杭吴家埠遗址的发掘，并整理、编写了发掘报告，对马家浜文化也有一定的认识。以后的考古生涯则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良渚文化的发掘、研究中去了，但是笔者始终没有“遗忘”马家浜文化，对江、浙、沪各地的马家浜文化新发现十分关注，参观考察过大多数发掘现场，浏览过相关资料，对马家浜文化的新发现和研究进程大致有所了解。当然这些都属于记忆中的“碎片”，既不完整又缺乏认真的深入思考。此次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中，集中精力流连于马家浜文化深厚博大的宝库内，获得了一次难得的重新学习的机会。遵嘉兴市文化局领导之嘱，写下《重读马家浜》这篇小文，与同行们一起深入探讨马家浜文化，为纪念马家浜遗址发掘45周年奉上一点学习心得。
1959年嘉兴马家浜遗址的发掘，是在当时大规模的“积肥”运动中遗址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所做的抢救性发掘，面积仅213平方米。但马家浜遗址的时代比较单纯，又具典型性。其实上世纪50、60年代，江、浙、沪已有一些马家浜文化的遗址被发现，并作过一些小规模的发掘，其中以1957年湖州邱城遗址下层的发现最为重要。由于发现的遗址较少，发掘的面积都不大，发表的资料比较零散，基本上没有系统的论述。而同时，南京博物院老一辈学者曾昭?、尹焕章先生从黄河下游、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资料分析，从宏观上提出了“青莲岗文化”的命名，将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划入“江南青莲岗文化”之中。这里必须提到吴汝祚先生，他独具慧眼，在1975年第5期的《考古》上发表了《从钱山漾等原始文化遗址看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一文，率先提出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1977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考古》第4期上发表《碳中－14测定和中国史前考古学》，正式命名马家浜文化之后，才基本上得到了考古界的共识。同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牟永抗、魏正瑾先生提交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论文，是首次对马家浜文化比较系统阐述的专论。
在马家浜文化正式命名的时候，马家浜文化的遗址发现并不太多，江苏省有越城、梅堰、草鞋山等，上海市有崧泽，浙江省有邱城、马家浜等，其中以邱城下层和草鞋山第八至第十层的资料比较丰富，所以曾有“按照当时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准及其命名习惯，应该将这类遗存命名为‘邱城文化’”的说法，也有人提议命名为“草鞋山文化”。连同“江南青莲岗文化”的命名，这些反映了当时考古界对马家浜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马家浜文化资料相对较少及其各地的发掘者和研究者互相交流较少等原因密切相关。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余杭吴家埠遗址、江苏常州圩墩遗址等先后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成果。这些遗址的发掘，面积都超过了1000平方米，遗迹和遗物都极为丰富，大大地丰富了马家浜文化的内涵，它的特征也更多地得到了揭示。尤其是罗家角遗址第四层的碳－14测定已距今7000余年，对于当时流行的马家浜文化是从河姆渡文化发展而来的观点，无疑是有力的一击。太湖流域罗家角、吴家埠、圩墩等遗址的新发现，加上邱城、马家浜、草鞋山、崧泽等重要遗址的考古资料，使大家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相应的研究也向前跨了一大步。在短短的几年间，先后有姚仲源的《二论马家浜文化》、牟永抗的《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陈晶的《马家浜文化两个类型的分析》、王明达的《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等文章，涉及马家浜文化的分布、内涵、特征、年代、分期、类型及其与相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除了学术讨论会上的议题外，江、浙、沪的考古同行们交流增加，互相参观学习，使马家浜文化的研究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但在马家浜文化的发掘、研究大有进展的同时，良渚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雨后春笋般地显现在太湖地区的大地上，大家都忙于投入越来越多的良渚文化考古发掘之中，使马家浜文化的发掘、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低潮的阶段，似乎被人遗忘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马家浜文化遗址被发现的数量有所增加，浙江省对四五处地点进行了小，型发掘，但面积小，资料不丰富，缺乏重大的发现和进展；江苏省对吴江广福村、张家港东山村、武进潘家塘、吴县草鞋山、昆山绰墩、金坛三星村等遗址的发掘，收获颇丰，对马家浜文化的研究极具价值。其中草鞋山、绰墩遗址先后发现、揭露了马家浜文化的水田遗迹，对当时稻作农业的发展程度提供了崭新的资料。金坛三星村遗址位于太湖地区与宁镇地区的交界地带，在525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竟发现了1000余座墓葬，出土了陶、石、玉、骨角器等4000余件，同时还出土了保存较好的人骨标本和人工栽培稻米标本，获得了重大成果，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关于三星村遗址的文化归属问题讨论不多，笔者认为从该遗址出土一定数量的腰沿釜等器物来看，至少与马家浜文化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与北阴阳营文化、凌家滩文化和崧泽文化都产生了交流和互动，我们期待新的发现和深入的研究。
1999年4月，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家浜文化命名地——嘉兴举办了“纪念马家浜遗址考古发掘40周年座谈会”，来自江、浙、沪和京、赣等地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回顾了马家浜文化的发现、发掘、进展等情况，提供了很多有研究成果的论文。同时，更多的心声表达了对马家浜文化新的发现和成果的期待，以展现马家浜文化应有的地位。这次会议是40年来第一次集中讨论马家浜文化的学术座谈会，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当我们跨入21世纪以后，江苏省的考古同行们率先在马家浜文化的发现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江阴祁头山、宜兴骆驼墩、锡山彭祖墩等以马家浜文化堆积为主的一批大型聚落遗址相继发掘，获得重大收获。这批遗址位于太湖地区的西部和北部，填补了太湖西部几乎空白的考古发现，张敏先生形象地比喻：以往的环太湖考古是个“c”宇，现在成为“o”字，真正地环了太湖流域。这些新发现增添了马家浜文化的内涵，对一些典型陶器，如平底釜的来源、分布有了更多的认识，为马家浜文化类型的划分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上海市的考古同行们对崧泽遗址的新发掘中，获得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房址、墓葬等新资料、新成果。浙江省正式对嘉兴吴家浜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居址和墓地的布局、独木棺葬具、制作精美的象牙梳及较多的随葬玉块方面，都获得了较丰富的新发现和新认识，为今后该重要的大型聚落遗址的进一步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次嘉兴市牵头筹划纪念马家浜遗址发掘45周年的活动，首先得到了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省内各文博单位的热情支持，江苏、上海的同行们把此次活动当作自己的工作一样，使这本《马家浜文化》文集顺利编辑出版。我们深信，这必将推动马家浜文化发掘者、研究者、爱好者队伍的壮大，通过共同努力，马家浜文化这朵鲜花一定会开放得更加鲜艳!
经过多年的发掘和研究，大家对太湖地区距今7000－－6000年左右的马家浜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基本上都有共识。马家浜文化遗址分布的密度远不如良渚文化，但具体的遗址面积一般都超过数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墓葬密集，常见俯身葬，头向朝北居多，随葬品较少或没有。太湖东南部平原水网地区的遗址与西部依低丘山脚的遗址，在居址、房子遗迹等方面有所区别。陶器的典型器物群有很大的共性，由宽腰沿的圜底或平底的釜、喇叭形高圈足的豆、牛鼻形耳的罐、带侧把平底或三扁足的盏、两袋足一宽扁形足的异形?、大敞口的平底盆和敛口钵等组成，马家浜文化晚期炊器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鼎，以双目圆锥足、柱形足等为特点，带流的饮器改为带管状嘴，宽腰沿向捏边成脊退化的趋势等等。陶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陶相对要少得多，素面为主，器表常施红衣，用镂孔、刻划、附加堆纹等装饰。石器以厚重的石磷、石凿为主，常留有较多的打琢痕，穿孔石斧磨制较精。骨、角器数量在工具中占很大比例，其中靴形器极有特点，墓葬中随葬玉块、玉璜虽然不很普遍，但每个马家浜文化的墓地中都有一定数量的精美玉块出土，总数相对可观，在太平洋西岸玉块的分布、传播线路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马家浜文化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在太湖地区构筑成自己的稳定社会，在与相邻地区的古文化交流之中，发展成崧泽文化一良渚文化。正是马家浜文化的开拓、创新，奠定了丰富、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基础，为该地区成为领先一步的文明古国开创了坚实的第一步，“江南文化之源”是当之无愧的。
在大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重读马家浜之后，经过初步的思考，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与大家一起探讨。
农业起源研究作为重大的学术课题，久为人们重视和关注。东亚的长江流域已成为稻作农业起源中心而倍受瞩目。自从上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栽培稻的发现轰动一时以来，年代越来越早的各类栽培稻不断发现，记录不断打破，目前已有超过万年稻谷的新发现，这些发现以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的为最早，这是令人可喜的成果。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和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新发现，年代上也超越了距今7000年。长江中游和下游都地处亚热带的北缘，地理、气候条件相似，故文化的发展阶段也无高下之分，作为稻作农业起源中心的两个地区实在没有争个你早我晚的必要。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稻作农业起源中心之一，由于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带来的轰动效应，加上凭空推测若干万斤稻谷遗物的渲染，掩盖了年代同时的马家浜文化稻作农业的光彩。笔者参加过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对保存条件罕见完好的河姆渡遗址的一切感到赞叹，确实是古文化的宝库。但是对于马家浜文化毫不逊色的古文化的灿烂辉煌，也必须给予应有的地位。
从罗家角遗址的发掘开始，由于认识的提高和考古方法的进步，几乎每一个马家浜文化遗址都有栽培稻的发现，连同崧泽、草鞋山遗址过去籼、粳稻谷的发现，可以说马家浜文化是栽培稻发现最普遍的，而且年代早。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对草鞋山遗址、绰墩遗址的多次发掘中，清理、发现了马家浜文化种植水稻的田块，而且在大小田块之间有相应的蓄水坑、水沟等“灌溉”设施。这些发现的重要意义确实要对“马家浜文化石器稻作农业的发展程度应作出崭新的科学评估”。
笔者认为，仙人洞、玉蟾岩等遗址发现的栽培稻都在洞穴堆积之中，年代虽早，但人类的生产、生活等十分简单，稻作农业处于初始阶段。马家浜文化时期，人类居住在大型聚落内，有房屋、墓地等，生产、生活日趋复杂，为了满足社会的发展，最基本的是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在马家浜文化各个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动物遗骸和植物果实，说明当时的渔猎、采集经济还是相当重要的生活来源。草鞋山、绰墩遗址发现的水稻作为一种生业，进入了严格意义的“稻作”农业。目前只有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距今6500年左右的水稻田的发现可以与草鞋山、绰墩遗址所发现的水稻田相提并论。毫无疑问，马家浜时期的太湖流域是世界上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之一。
同时，马家浜文化对动物的驯养也达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猪、水牛、狗已是饲养的家畜，甚至梅花鹿、麋鹿也可能是圈养的，这些动物的遗骸在各个马家浜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家畜需要饲料，反映农业已能提供剩余食物；家畜又给人们提供肉类，它们的粪便又是农业生产最好的肥料。动物的骨、角又是制作各种工具的原材料。我们从马家浜文化的各类遗物中可以发现这些生产、生活的诸多线索，当然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太湖地区的古文化，从马家浜文化开始，经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连续不断，长盛不衰，始终保持稳定、强盛、繁荣的势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稻作农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丰裕的物质基础。江南称为“鱼米之乡”，是农业社会经济最高的赞誉，始自马家浜文化。
农业产生了，人们就需要制作各种器皿，陶器就是最重要的能够保存下来的器具。我们对陶器的质地、色泽、制作、形状、特点等多有描述和分析，而对于这件陶器的用途往往简单地分类为“炊器”、“食器”、“饮器”而已。笔者觉得陶器的炊煮、饮食等用途之中，涵藏了农业经济条件之下人们生活改善、饮食习惯形成及其意义等深刻内容。
陶釜是马家浜文化最主要的炊器，平底和圜底有类型学上划分的依据，共同的特点是都有宽大的腰沿。安置腰沿究竟是功能性需要还是另有其他，很少讨论。釜是炊煮常用器，腰沿易破损脱落，功能性上不实用。笔者认为安置平沿或多角沿的腰沿，是马家浜文化先民内心的祈求：腰沿的形态极似火焰一般，釜下火在燃烧，腰沿似火不灭，火火相叠呈“炎”，不知当否?与釜相配的支座，出土数量远不如釜，而且支座一般都制作精良，还有雕塑，不会是常用器，大约用于某些礼仪活动中。在陶釜的内底多次发现烧结的锅巴，可以分辨出米饭的形状。烧煮米饭应是陶釜的主要用途，反映当时食用米饭为主食已是普遍的事了。宜兴骆驼墩遗址用腰沿釜作葬具，此现象为马家浜文化中仅见，有待分析解释。
陶豆并非马家浜文化所首创，但普遍使用陶豆，而且制作非常一致、器形规范、具有鲜明的特征，却是马家浜文化颇有特色的现象。外红里黑，器表涂有鲜艳的红衣。豆盘浅小敛口，豆把高细，圈足呈喇叭口，盛食少，器高而又放置平稳，这些精心制作、既有实用功效又别具匠心的陶豆，充分反映了马家浜文化先民的务实创新精神。陶豆的豆盘部分与陶钵在器形上基本一致。但陶钵是个人使用的食器，与现代饭碗的用途相同；而陶豆的形态显然不适宜个人持用，浅而小的豆盘只能盛放少量食物，与盛“饭”的钵相对应就是“菜”，即钵盛放的是主食，豆盛放的是“副食”。主副食有所区别是稻作农业派生出来的生活，也是东方饮食的传统。高而稳定的豆把豆圈足，既能突出豆盘中“菜”的视觉效果，又能使席地而坐的人取食较方便。陶豆器表涂施鲜艳的红衣，美观之中更突显了它的重要功能。豆的器形从陶豆开始，到青铜豆，始终保持它的基本造型，而且始终在礼器组合中是重要的一员，“?”字的组成中“豆”也成了主角，充分说明豆的重要意义。
平底或三实足的侧把?，加上两袋足的异形?，是马家浜文化极具特点的饮器。它们都带流或安装管状嘴，说明器中盛装的是液体或半流汁，外注或饮用时既方便又不会溢出。我们完全可以判定，这液体类不会是取用方便的水。我们有理由去推测，器中盛装的是酒，不管是果汁酒还是米酒。酒的起源研究最大的困难是不大可能发现酒的实物，而酒器的断定又有一定的难度。这里把侧把?和异形?椎测是酒器，只是笔者的个人想法，还可以设想盛装的是药汁。酒和药的发明都是人们长期积累下来经验的结果。酒可以使人迷醉，药可以治病，某些药具有致幻作用。三实足的侧把?和两袋足的异形?，使器的下方都有小小的空间，这与鼎下方的空间用于烧火不同，更可能的功效是利用火塘中余烬的热量来温热器内的酒或药汁，更好更快地发挥酒或药的效能。当然三足器是最稳定的，保持摆放时的整器平稳，免使液汁的倾倒流出。
总之，陶釜、豆、?和?这四种马家浜文化的典型器物，把人们生活中炊煮、食用、喝饮的需求基本包括在内，虽然不如以后良渚文化陶鼎、豆、壶组合那样完善和固定，但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能有其传承关系吧。
马家浜文化农业的发展水平较高，为各类手工业生产的成长提出更多的需求。石器制作、木作、骨角器，尤其突出的是象牙制品、编织和纤维织物、漆制品、琢玉工艺及制陶等等，几乎遍及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长足的进步，很多方面处于同时期的领先地位，为以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手工业生产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家浜文化已进入了比较成熟的稻作农业阶段，各种手工业都很进步，显然已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但自从1979年桐乡罗家角遗址最早地层测年达到距今7000余年以来，20余年一直没有突破。马家浜文化的渊源是什么?是本土产生的?还是外来的?比较令人失望，至今没有什么线索。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最早年代应该超过7000年，但是与马家浜文化在文化的面貌特征诸方面差别甚大。笔者一直认为，任何一支原生型的古文化，一定是本土的。太湖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物产资源等方面都有优势，适宜人类的开发利用，生息繁衍。为了探索早于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前身，考古界曾有“山上去找”和“平地去挖”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早期古文化存在于“洞穴”，另一种意见认为山前滨河(湖)地带、大陆架或“挖穿”所谓的生土层可能有所收获。但目前工作太少，迄今没有突破。笔者希望考古界的领导者作出一点决策，采取一点相应的措施，让考古第一线的领队在有机会的时候，尽可能从各方面的设想中实践一下。我们期望在寻找马家浜文化早期遗址方面有所突破和收获。
马家浜遗址发掘45年来，江、浙、沪考古工作者和各地学者对马家浜文化的发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面对实际情况，应该承认平稳有余，突破不足，资料分散，研究不深。此次嘉兴市牵头编辑出版《马家浜文化》，并举办“纪念马家浜遗址发掘45周年学术讨论会”，将推动马家浜文化发掘、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本文所引用的资料均见于《马家浜文化》文集中，未能一一列举，请原谅。疏漏和错误之处请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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