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世说新语》之文本，结合史书的有关内容和史家的有关评价，分析东晋王朝开国元勋王导的功过，说明“渡江初，王导为了稳定政局，拉拢人心，以宽纵政策对待江东望族，实出无奈，但在有了立足之地后，不借恩威并施刚柔相济之法治国，不用雷霆手段行菩萨心肠和谐天下民生，而一味旋让江东既得利益者，并以此作为定江东之策，开一代纵弛之风，失北方侨民追随之望，此实乃亡国之道也。”

　　自琅琊王司马睿公元307年移镇建康，晋鼎倾覆，时事艰辛。由于王导辅佑王室，苦心经营，对江东望族采用了宽纵政策，竭尽委曲求全之能事，从而使北方大族存身于南人之中、东晋王朝立足于江东之土。为此，陈寅恪先生评曰：“江东之所以立国历五朝之久，内安外攘者，即由于此。故若仅就斯点立论，导自可称为民族之大功臣，其子孙亦得与东晋王朝一百年之世局同其兴废，岂偶然哉！”（《全明馆从稿初编、<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事实也确实如此，渡江之后，王导身为丞相主事，兴办学校，以礼治邦，健全典章，设立史官，进退自得。或躬造贺循、顾荣之门，“以令吴会风靡，百姓归心。”（见《晋书》）；或习说吴蛮方言，（《世说·排调》）与临海任氏曲意周旋（见《世说·政事》）；决公案拨使直谏，（见《世说·方正》）理私事虚怀若谷；新亭宴慷慨陈词，（见《世说·言语》）金谷筵恻隐致醉；（见《世说·汰侈》）虽有长柄短辕、三缄杀人之讥，（见《世说·术解·尤悔》）仍不愧管仲萧何之谓。陈先生之评实不为过誉之词。

　　但王导对南方望族的宽纵政策，有无弊处并是否给东晋王朝的延存招致重大威胁呢？ 历史

　　《世说·政事》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录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视此愦愦。”（刘注引《徐广历纪》曰：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陈寅恪先生评曰：“‘后人当视此愦愦’，实有深意。”

　　“愦”者，昏乱、糊涂之谓也。从“叹”的语气来看，王导也是自认“愦愦”的，但又辩解：后人应该理解他所以“愦”的原因，似乎他不须纠正，还要如此“愦”下去。为什么呢？

　　从公元307年二月琅琊王司马睿渡江至公元317年建立东晋王朝，这是王导辅助司马睿在江东打下基础的重要的十年。渡江初，江东的世家大族顾荣、贺循对这些外来的“伧夫”态度很冷淡，连这时的司马睿也很自卑。《世说·言语》篇记载：“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顾荣）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方正》篇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王丞相刚到江左，想结交吴中人士，得到援助。请求和太尉陆玩结为姻亲。陆玩回答说：小山阜上长不出松柏，熏草和莸草气味不同，不能放在一起。我虽不中用，但是在道义上不敢带头做这种搅乱伦理的事情。由此可见，渡江初的琅琊王和王家世族的地位在江东是很难堪的。于是“导劝帝收拢江南之望”。（〈晋书·王导传〉）而这时的江南一带刚经过三次变乱（即周?的三定江南），江东世族也感到如要维持住本阶级的利益，有必要建立一个和自己利害关系基本一致，并且能真正代表门阀专政的政权。因此，顾荣、贺循一经王导游说就应命而至。史称：“由是吴会风靡……浙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 历史

　　但渡江的北方世族带着自己的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到江左安身立命，必然会与江左豪族发生各种（归结起来主要还是经济上的）矛盾。土地占有问题就是其一。因此，被喧宾夺去主位的南方大族是颇有怨声的。宜兴周氏父子的兵变就是一例。所以北方世族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也不得不做出让步。以至尽量不损害南人的利益。例如，让北方世家到浙江一带开发东土，以避免在太湖流域和南人争利。而在政治上，则对南方豪族采取了宽纵的政策，王导就是这种政策的决策者。

　　《世说·规箴》篇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漏网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

　　顾和是南方大族，其曾祖顾容是孙吴时的荆州刺史，其祖顾相是西晋临海太守。丞相通过从事了解部下的政事得失，应该是正常的工作程序，但顾和却敢于抗命，可见，其一，南方望族势力之大；其二，顾和作为从事对北人的不合作态度；其三，作为中央集权首脑的丞相王导不是不想肃政治国，只是一遇到南方望族的公开反对，只得“咨嗟称佳”了。以至于后来他手下的主簿想清查帐下的属吏，王导也劝他说：用不着去多管别人公案上的事情。（见《世说·雅量》）《世说·政事》篇记载的另一件事，也颇能看出南方望族对中央王朝的不恭敬态度：“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

　　这种公开的阳奉阴违，在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但王导则采取了视而不见、姑息养奸的态度以对之，于是，“用法不及权贵”、“不得罪于巨室”，便成为东晋王朝的一个主要施政之策，甚至对违反禁令的读书人，也不加以惩罚，而令吏送其归家。对犯了错误依法应受棒打惩罚的吏民，也只是用棍子轻轻拂过，装装样子而已。（见《世说·政事》）。南方望族在以北方世家为主的中央集权者眼里成了不敢得罪的特殊阶层。

　　这种由王导定下的对南方望族的宽纵政策，作为既定方针，影响了整个东晋王朝。简文帝为相时，处理公事，动辄经年，才得通过。（见《世说·政事》）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宽纵的态度。桓温的三次北伐，固然有取晋帝而代之的野心，但恐怕对东晋王朝偏安江左，寄人篱下现状的不满也是有关的。郗鉴对王导末年的一系列政策感到多有不妥，曾苦言相劝，但王导置若罔闻。（见《世说·规箴》）温峤也曾批评王导说：“晋室无政，任是责者，非王导乎？”（见《晋书》，转引之王夫之《读通鉴论》），王夫之也批评了东晋的这种怀柔政策，他说：“晋之败，败于上下纵弛。”（《 读通鉴论》）由于不敢得罪南方巨室，就使得中央集权的国家成为有限的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只能在不侵犯南方望族利益的前提下才能行使权力。这样的话，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而把横征暴敛的压力主要地加在北方来的流民身上，就成了别无选择的策略了。这主要表现在东晋王朝的“土断制”政策上。

　　永嘉（公元311年）以后，中原地区百姓大量南徙，东晋王朝为了稳定统治，安定民心，在江南设立了侨州郡，并给侨州郡的百姓以优复（即减免徭役）的益处，这一方面可使北方流民免于破产，另一方面可吸引中原百姓倒向江南以收买民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权的逐步稳定，为了进一步盘剥北方侨民，扩充兵源（南方望族是不会让他们统治下的农民去当兵的），对北方侨民实行“土断制”，取消“优复制”，北方侨民成了东晋王朝最容易猎取的对象了。

　　东晋时范宁曾说：“荒郡（即侨州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近者数百。”（《晋书范汪传子宁附传》）《南齐书·州郡志》也记载：“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这些北来流民，居处既然这样分散，对政府来说，不但查实户口有困难，就是在取消优复之后，呼召役调也无法进行。把侨寓的王公以下都以土著为断，把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户籍，这就是所谓的“土断制”。实行“土断制”后，对北来的流民，就用乡里的组织形式，把他们编制起来，固着于土地之上，作为政府稳定的盘剥对象，这就是土断的目的。 历史

　　据《陈书·高祖记》记载，第一次土断应在咸和中。（公元326—334）此时正是王导辅政成帝之时，王导作为这一系列的政策出台的始作俑者，应该不是问题。对北方侨民伤害最大的是第三次土断，岁在公元364年三月庚戌，史称“庚戌制”。此时王导已经去世25年了，主持这次土断的是桓温，由于取消了对侨州郡的优复制后，政府对北方侨民的剥削加紧加重，尤其是沉重的兵役，成为以后北方侨民破产的主要原因。因此，北方侨民往往在土断之际，或隐匿不报户口，或去请求南方望族，取得他们的保护，以逃避比起南方望族的剥削来远为沉重的政府调役。这时的北方侨民生活贫困，缺乏劳动力，不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除了由债务人沦为奴客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特别是开发浙东的北方侨民，受到的兵役和调役最重。公元399年，东晋政府下令“开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充兵役”。（《晋书》）一时激起了浙东农民的骚动，孙恩乘势由海上登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戍卒叫举，揭竿而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浙东农民起义爆发了，从此，东晋王朝一蹶而不振，很快就被刘宋王朝取而代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