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但许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
1949年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了脚步。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害怕英国在香港的一万多名驻军?当年12月19日《香港华侨报》头版头条的报道揭出了其中的秘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生前虽未亲自踏上香港这片土地,但却长期关注香港问题,重视香港,并为香港回归作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
解放军不打香港并非是到解放广州时才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对此问题早有考虑。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过,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1949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毛泽东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我认为,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形成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要从世界看中国的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毛泽东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极力阻止中共上台执政,一旦中共执政,它们就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而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比立即收回显然更加有利些。
因为英美之间、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来封锁中国。相反,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必须同中国保持较好关系。
毛泽东看到,香港是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就存有矛盾。中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就这样,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
当时,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政策,曾受到国际上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允许殖民统治的存在。毛泽东回应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
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在1963年8月9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也正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
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它本身也因此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什么要放弃收复香港呢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日军进攻香港,仅仅过了18天后,香港陷落,港督杨慕琦举出白旗投降。从此,香港落入日本手中长达4年之久。抗战胜利后,香港理应回到中国的怀抱来,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放弃收复香港的主权呢?
中国收回香港是理所应当的。1945年二战接近尾声,日本政府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杜鲁门总统的授权下,发布了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香港位于北纬16度以北地区,而且在战争期间隶属于中国战区的广州作战区,是中国第二方面军所辖作战区的一部分。这一切都说明驻港日军应向中国军队投降,中国收回香港是理所应当的。
在接到盟军的一号受降令后,蒋介石即任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为接收广州、海南、香港等地的受降官,并命令张发奎的新1军和13军执行香港的受降事宜。张发奎接此命令后,即将新1军和13军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做好了收复香港的准备。
对于麦克阿瑟的一号受降令,英国政府表示拒绝接受,诡称战区不能覆盖主权,明确表示拒绝中国军队在香港受降。
8月13日,英国三军参谋长向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蒙巴顿下令:由英国太平洋舰队执行重占香港的任务。据此,英国太平洋舰队海军少将夏悫率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香港。为配合海军的行动,英国还从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派出了大约一个师的兵力前往香港。
英国人很清楚,在中英关于香港归属的斗争中,美国的态度是很重要的,美国的天平倾向于哪一方,香港就归哪一方所有。
8月18日,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致电杜鲁门总统,表示英国不能接受麦克阿瑟的一号受降令,强烈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重新发布命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
此时一心准备挑起内战又寄希望于美英支持的蒋介石左右为难。如若此时出兵香港,必然会与英国发生冲突,从而失去英国的支持。于是,蒋介石连续两次声明中国无意于以武力收复香港,希望(收回香港)这件事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他还向美国派出了使节,去寻求美国的支持,幻想通过美国的干涉来实现香港的回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是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想通过此举来鼓励中国政府继续对日作战,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时,也趁机瓦解英、法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以便进而将英、法势力挤出远东,并取而代之。
因此,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曾敦促英国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使之成为中国控制之下的一个国际自由港,但遭到了邱吉尔的拒绝。
德国投降后,美国同前苏联在欧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这场关系美国切身利益的争斗中,美国需要英国的支持。因此,在香港这个问题上,美国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与罗斯福当初态度相反,杜鲁门支持英国重返香港。
他通知麦克阿瑟:“为了更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本军人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内划出来。”
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夜深了。然而此刻的蒋介石仍然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烦躁地反复调换着收音机频率,尽管收音机里杂音很大,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着。
这时,收音机里报道了一则北京破获一起国民党特务破坏活动的消息:“阴谋在人民政协开会期间进行捣乱活动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木剑青,于20日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
该犯为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化名王建坤,于9月2日来京……经北京市公安局连日侦审,特务匪犯木剑青已初步供出该案为国民党中统局有计划之捣乱活动……”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一股无名火直蹿上脑门,他不由得大发雷霆:“一群废物!”骂得身边的人半天没敢吱声。
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对蒋介石来说,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漫长、最难过、最刻骨铭心的一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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