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2月11日，在日本海陆军联合围攻下，鏖战月余的北洋水师已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盼不来援兵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绝望中吞食鸦片自杀，李鸿章苦心经营了20年的那支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也随之消亡。让人费解的是，在中日双方激烈搏杀时，上海驻扎在上海的，实力仅次于北洋水师的，号称晚清"第二舰队"的南洋水师，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

　　是因为南洋水师官兵畏战不前，还是因为督抚大员们的派系之争?只有对南洋水师有所了解之后，才能对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的"反常表现"窥得一斑。

　　蹉跎20年

　　清同治13年(公元1874年)，高举"师夷长技以自强"大旗13年大清帝国遭到了罕有的奇耻大辱。被清廷上下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居然敢凭借13艘舰船和3600人的兵力主动进攻中国台湾岛。可是，大清帝国在舰船数量占优，兵力占优的情况下没有对这股入侵台湾的日本一旅偏师围而歼之，反而付出了50万辆白银才将其"礼送出境"。原因很简单，负责台湾防务的沈葆桢了解到日本向西方购买了两只铁甲舰。这两艘让沈葆桢等不敢"轻举妄动"的铁甲舰，不过是水线带甲六英寸的"龙骧"号和水线带甲不到四英寸的"东舰"号，当时还因为锅炉损坏正在日本本土修理。两艘所谓的铁甲舰，就让拥有大小25艘舰船的大清帝国颜面扫地，让清廷上下感到了"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但是，认识到"海防关系紧要"的清廷没有筹划建立中央统一指挥的海军，反而因为"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所以，决定采取南北洋分防的战略，在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公元1875年5月30日)清廷下旨"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军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军事宜"。由此，拉开了晚清大办海军的序幕副，也开启了南洋水师的历史。

　　作为了拱卫"长江为财赋奥区"的南洋水师，创立之初就从原先的江苏海军继承了操江、侧海、威靖等战舰，比之同时开始筹备却无一舰一船的的北洋水师起点似乎要高出很多。但让人奇怪的是，本应按"两洋分防"战略承担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防务的南洋水师，却无法对辖区内的福建水师进行调配。而创立这福建水师的人，正是刚刚从福建船政大臣的位置上被调升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负责南洋水师筹建的沈葆桢。虽然福建水师是沈葆桢一手缔造，但是其名义上只是福州船政大臣，而福建水师的提督却是湘系水师出身的李成谋。如果说一个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也许沈葆桢还可以利用清廷上谕中"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强行调配福建水师，但是沈葆桢面临的"对手"实际上是湘系大佬左宗棠。虽说，此时的左宗棠早已担任陕甘总督，但是福州船政局和福建水师依然是这个卸任闽浙总督不容他人染指的"私产"。更何况，原本是"死党"关系的左宗棠和沈葆桢已然分道扬镳。自1874年日本侵台以来，沈葆桢与李鸿章的关系越走越近，先从李鸿章哪里借兵，然后再"塞防和海防之争"时明显的站在李鸿章一遍，最后在购买"铁甲舰"的问题上与李鸿章形成了"南北同盟"。或许是有了左宗棠的示范效应，时任闽浙总督的何?和两广总督刘坤一，都不理会沈葆桢的"节制"。结果，初创中的南洋水师，因为三个总督各自为政、互不统辖，无法形成合力建设一支强大海军，逐渐衍变为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分别发展的局面，对于这支尚在"襁褓"中的南洋水师而言，遭遇"派系之争"远比失去一支福建水师的损失大得多。

　　如果说派系之争，让南洋水师在先天不足中诞生，那么与沈葆桢逐向淮系靠拢则让南洋水师在建设过程中遭遇到了最严重的"营养不良"。在筹划海防计划一出，清廷就决议自光绪七年元月起，每年从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沪尾、打狗汽七处海关税中提取四成，江海关税中提取二成，再加上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和广东六省的厘金中提取的200万两，合计四百万两作为建设海军的费用。这笔原本应该南北洋水师均分的海军建设费用，却因为沈葆桢认为"外国水师宜先尽北洋创办，分之则为力薄而成功缓同"，所以，毫不犹豫的"咨明各省，统解北洋兑收应用"，将原本每年应该分拨给于南洋水师的200万辆白银全部优先给予了北洋水师。结果，两年多的时间里，南洋水师也仅从福州船政局得到了靖远、登瀛洲两艘木制炮舰。而占用南洋水师近700万两白银的北洋水师，也不曾购得一艘铁甲舰。在看到李鸿章在购买铁甲舰的无所作为，海军费用又经常被挪作他用，沈葆桢要求从1878年开始将原本应该每年分拨给南洋水师的200万白银收回。沈葆桢虽然重掌了南洋海军的军费，可惜"他空有购置铁甲舰之心，去不知如何购买;知道需要仿造新舰，却不知应当仿照什么样的船舰"。空有一腔雄心的沈葆桢，在纠结中一病不起，在1879年12月18日卒于两江任上。沈葆桢用自己的逝去，为南洋水师最初五年建设花了一句号，而这个句号的成果仅仅是他委托北洋购买的四艘蚊炮船。

　　接替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刘坤一上任伊始，就面临中日因琉球问题发生争执。所以，他不得不大力整顿海防，一面要求福州船政局加快造舰速度，一方面水师加强训练，似乎有重振南洋水师的意图。可是，对于当时海防战略重点的铁甲舰，刘坤一不仅一再反对购置，反而认为不需要铁甲舰也可以编练成海军。

　　幸运的是刘坤一在任两年就因病离任，而接任者正是收复新疆的功勋之臣左宗棠。有着"船政之父"的左宗棠，在1882年接过两江总督印信不久，就于3月17日出吴淞口巡阅海军。这次巡视，让左宗棠发现了江南海口防备力量的薄弱，也看到了南洋水师的羸弱，于是他开始着手南洋水师的建设。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左宗棠从德国购买了"南琛"、"南瑞"两舰，又从福州船政局订购了"开济"、"镜清"两艘快船。经过左宗棠数年呕心沥血的建设，到1884年时，南洋水师已经拥有大小舰船16艘，排水量近16000吨，面貌为之一新。但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国近代海防创建人之一的左宗棠，对于铁甲舰却极为排斥，而且对于海军和海军战略更是知之甚少，甚至在很多方面接受了湘系水师彭麟玉提出的"有海防无海战"的谬论，强调"江海防务并重，不争大洋"。或许，是因为左宗棠因久居内地，日趋保守;或许，是因为与李鸿章政见不合，不听其建议......最终的结果是，左宗棠将南洋水师的建设带入了快车道，却是一条没有希望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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