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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经济管理思想的演变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春秋战国 来源: 记忆方法网
春秋战国经济管理思想的演变 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演变,经济管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西周时期是农、工、商并重。关于这点,《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重视工商,郑国也重视工商业与商人订有盟约,卫文公"训农,通商,惠工",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利器明德",①隋武子说楚国"商农工贾,不败其业"②。在此情况下,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一般都是农工商并重的。及至战国随着个体农民广泛出现而成为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又由于兼并战争的激烈进行,所以各国都不能不重视耕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思想家转向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商鞅、韩非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以《管子?轻重篇》作者为代表的经济思想,作者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主张国家经营工商业以增加国家经济收入,同时减免赋税,安民保民,富国强兵。除此而外,经济管理思想其他方面也有明显的变化。

  (一)管仲、孔丘、范蠡的经济管理思想

  1。管仲的重工商与四民分业论管仲,公元前685年至前645年在齐国当政,相齐,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管仲出身没落贵族,青少年时曾与其友鲍叔牙经商。齐国有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史记?齐太公世家》载西周分封姜太公后,"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这就是说齐国从西周初年立国时,就重视发展工商业。而在管仲相齐后,"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悦)"①。所谓"设轻重鱼盐之利"就是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增加国家收入,至于管仲曾为此采取过一些什么措施因记载疏漏已无法确知。由于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经济收入,广开就业门路,所以能"以赡贫穷",再加上在吏治上任用贤能,所以使"齐人皆说(悦)".管仲的经济思想最著名的就是四民分业分居论,关于这点,《国语?齐语》载: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杂乱),其事易(变)。"公曰:"处士、农、工、商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②管仲的四民分业分居论,除有其政治、军事的目的外,在经济管理上企图达到以下目的:其一,使职业世袭化:四民分业分居可以使人的职业世袭化,让士、农、工、商都固定在原来的职业和地位上,以便让其"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如此,则"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这样使职业和地位都世袭化,就保证了劳动技能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替统治者提供世代被掠夺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使现实的生产关系不断的再生产。其二,同一行业的人"群萃(聚集)而州处",聚集在一起,彼此易于交流生产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即所谓"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这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三,同一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互通信息,彼此间"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价)",可以促进商品的流通。从以上几方面看,管仲的四民分业分居论,有其重视工商业,利于生产技术、技能、知识的传授,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一面。同时,它也受西周以来的传统影响,把人的职业分工世袭化,使一切都成为静止、不变的,把生产力水平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僵化了,有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保守方面。

  管仲的四民分业分居论中,关于分居世袭的内容有明显的保守性,但关于四民分工、分业的内容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客观存在和人们关于分工、分业的观念,所以这一划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管仲把一国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集团的分类,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正说明这一分业、分工论反映了当时和以后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

  管仲在土地问题上,主张"井田均畴",即把井田大体平均地分给直接生产者使用。在赋税问题上主张"相地而衰征",即按生产者所耕种的土地的好坏分等差征收实物税。在税率上主张轻税,《管子?大匡篇》载:"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这里除了饥荒年不收税外,两年征税一次,上年征十分之三的税,平均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年征十分之二,平均每年征百分之十;下年征十分之一,平均每年征百分之五。如果平均计算,则每年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管子?幼官图篇》载齐桓公三会诸侯时规定:"田租百取三,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这时规定的田赋的征收量为百分之五,只是暂时的。从农业税的征收看,《管子?治国篇》说"府库之征,粟什一",说明一般情况下征收什分之一的田赋。至于关税、市税,管仲也主张从轻征收。

  管仲的经济思想是很光辉的,其重视工商业的思想、四民分业的思想、井田大体平均分给直接生产者使用的"井田均畴"的思想、轻税的思想都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春秋时期的改革家管仲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是有代表性的,无人能超越他。

  2。孔丘的利民、富民思想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至前479年)。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少年贫且贱,是我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不过经济管理思想并非孔子之所长,只是由于经济问题是孔子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他不可能不谈到这个问题。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他谈到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因此,不能不对他的这些观点、主张加以介绍。

  (1)利民、富民与农工商并重

  孔子虽然"罕言利"①,又说"君了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似乎孔子是不主张讲利的,实际不是这样,孔子是主张利民的。孔子曾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③。这句话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按照百姓的利益而使他们得到利益。孔子这里所说的"利"当然是不专指物质利益,然而却包含着物质利益,孔子主张减轻赋税不就是对百姓有物质利益吗?

  孔子还主张富民,他和弟子对话时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④。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孔子到卫国,冉有给他赶车。孔子说:卫国人口众多啊!冉有说:人已多了,再给他们办什么事呢?孔子说:让人民富裕。 历史

  冉有说:富裕了,再办什么事呢?孔子说:教育。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孔子是主张让人民"富"起来的。孔子主张让人民"富"起来,从他和弟子冉有、子路的对话中也可看出。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⑤。

  读这一段话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本人是个比较保守的思想家,对当时存在的等级制度持维护态度,所以不可能主张在不同等级之间"均贫富".那末,孔子所说的"不患贫而患不均"、"均无贫"的思想究竟应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其一,孔子反对有的卿大夫"贪冒无厌",过份向民众征取赋税,反对季氏乐舞越制;主张减轻对人民的盘剥,使人民生活的好一些。其二,主张在被剥削阶级内部各个成员之间财富分配彼此接近,不要过于两极分化,让劳动者有饭吃,日子过得不错,这样民众不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统治就会稳定。所以,孔子所说的均贫富,既包含着限制统治阶级的过分盘剥和奢侈浪费,又包含着在被统治阶级内部财富的分配要平均。

  上述言论说明孔子是主张利民、富民和"均无贫"的。

  那么怎么才能利民、富民呢?在孔子看来这首先就要足食。《论语?尧曰》载:"所重民,食、丧、祭。"《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足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孔子在这两处都把"足食"置于重要地位,所以要利民、富民必须首先"足食",如果不能作到"足食",连饭也吃不饱,怎么能算作利民、富民呢?而要"足食"就应当发展农业生产。

  《论语?子路》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似乎孔子对农业生产不予重视,实际并非如此。

  因为孔子那样回答只是认为参加农业生产是小人应作的事情,而你樊迟这样未来的统治者是不应过问的。从孔子的其他言论看,他对农业是很重视的。《论语?泰伯》云:"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禹,我找不出他的毛病。他自己吃的不好,对鬼神的祭品却很丰盛;平时穿着破旧衣服,祭祀时穿的衣冠却极美丽;居住宫室很简陋,却把力量完全用在修建沟渠水利上。禹,我对他挑不出毛病。孔子佩服大禹的三件事情中,其中的一件就是禹尽力修筑沟渠水利。

  这说明孔子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重视的。

  为了富民,孔子及其弟子还主张正常地进行手工业生产。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①意思是说:各种工匠在作坊完成自己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获得真理。这二者都是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事情。这说明孔子及其弟子是主张手工业生产应当正常进行。 历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商业并不反对。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

  是大商人,孔子对他却持肯定的评价,他说:"回也其庶(差不多)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其意思是说: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吧,可是常常贫困。端木赐不听天由命,去经商,猜测行情却常常猜中。这说明孔子并不反对经商。孔子有时也把自己比为商品,如子贡说:"有一块美玉在此,是把它藏在匣子里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回答说:"卖掉!卖掉!我正在等待识货的人呢?"②这正说明孔子对经商持赞成的态度。 历史

  孔子主张正常地发展农、工、商业是富民的基础。然而,有这一点民并不一定能富起来,所以他还主张轻赋、去奢、从俭等等,这些以下将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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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轻赋、从俭、去奢孔子反对统治者过分盘剥人民,主张轻赋、从俭、去奢。

  鲁国大夫季氏过分聚敛,激起孔子强烈反对。《论语?先进》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鲁大夫季氏比周公还富,孔子的学生冉求还替他搜刮,增加他的财富。孔子对他的学生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鸣鼓而攻击他。

  《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冉求)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仲尼……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周代征收军赋是以丘为单位征收的,一丘(十六井)的土地出戎马一匹,牛三头。随着土地私有的发展,人们占有、使用的土地越来越不平均,季氏针对这种情况想改为按田征收军赋,借机大大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孔子则以用田赋不是周代征收军赋的常法、不合周公之典为理由,指斥季氏"贪冒无厌",加重盘剥。这个问题说明孔子主张轻赋,反对对人民加重盘剥。

  在田税方面,孔子及其弟子们主张征收什分之一的税。《论语?颜渊》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鲁哀公时年成不好,国家财用不足,问孔子弟子有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您何不采用征十分之一税率的彻法呢?哀公回答说:征收十分之二的税,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征收十分之一税的彻法呢?

  总之,孔子及其弟子们反对过分聚敛,征收赋税过重。在军赋的征收上,主张按周代的常法征收"丘赋",反对用田赋,加重剥削。在田税的征收,主张按周代的办法,采取彻法征十分之一的税,反对征税过重。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常常是穿着古人的服装来达到现实的目的。孔子想实行周代的"丘赋"和"彻法",反对季氏用田赋、反对鲁哀公加重田税的盘剥。一方面说明他思想比较保守,一方面他主张减轻剥削又符合劳动者和新兴地主的需要,同时也符合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长远利益。

  在主张轻税的同时,孔子主张从俭、节用、去奢。

  孔子反对奢侈,主张节用。《论语?先进》载:"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鲁国改建名叫长府的国库。闵子骞说:仍然用以前的国库,怎么样?何必改建?孔子说:闵子骞这个人不轻易说话,一说话就说到了点子上。

  这说明孔子主张节用,反对不必要的改建,同意使用旧的库房。《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讲到季氏说:他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64人,舞列,古代天子专用的舞乐)在庭院中奏乐舞蹈,这样的事他都能忍心做出来,还有什么事不能忍心做出来呢?这说明孔子反对超过礼制的规定去讲排场和奢侈的。

  孔子主张节用、从俭。《论语?学而》载:"子曰:道(治理)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用以时。"孔子主张,治理有1000辆兵车的国家,……节约费用,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按一定的时间。《论语?述而》载:"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简陋)。与其不逊也,宁固。"意思是说,奢侈就显得骄傲,节俭就显得简陋,与其骄傲,还不如简陋。

  《论语?八佾》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即是说:礼,与其奢侈铺张,不如节俭朴素。然而,孔子所说的节俭是有限度的,这就是节、俭必需合于礼,与自己的身份地位相适合。如子贡曾想把每月初一祭祀祖庙的那只活羊节省下来不用,孔子就对子贡说:你爱惜那只羊,我爱那种祭礼①。这就是说,子贡这样节俭不合于礼,所以孔子不赞成。颜渊死后,他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外椁。孔子对他说:我的儿子鲤死了,也是只有内棺而无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徒步走路。因为我也曾做过大夫,是不可以徒步走路的①。这也就是说让孔子这样的人步行不坐车,和他的身份不相称,也不合周朝的礼。此外,孔子主张对衣食方面要讲究等等,也是他上述思想的表现。

  (3)财富观与劳动观。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西周以来传统的社会关系迅速解体,新的社会关系正在发展、壮大。适应这种状况,孔子把原有的伦理道德规范扩充、发展,提出了适应社会贵贱尊卑等级秩序的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孔子又把社会的人分成"君子"与"小人"两个层次。孔子所说财富观、劳动观都涂上了一层伦理道德的色彩,也可以说他的伦理道德思想渗透到他经济观点的各个方面。如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②在孔子看来,富与贵是人人盼望得到的,不用正当方法得到它,君子不接受。贫与贱,是人人所厌恶的,不以正当的方法摆脱它,君子不摆脱。

  孔子还说:财富如果可以求得,就是手里拿着鞭子做下等差役,我也愿干。如果财富不能求得,还是做我所爱好的事情③。又说:干不正当的事情而得来的富贵,对我就好像是转瞬即逝的浮云,不值得追求④。总之,孔子认为富与贵是可以追求的,不过应通过正当方法来得到它,否则就不应接受它。那么,什么是正当呢?当然符合他倡导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才是正常的。

  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要为他的理想而奋斗,而且即使统治阶级中的人也不可能都得到想得到的富与贵。所以,孔子及其弟子们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①。既然富与贵是天定的、命定的,所以是人们无法强求的。因此,就应听天由命、安贫乐道。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而?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②这就是说,读书志士在追求真理,却以吃粗粮穿破衣为耻辱,这种  人就不值得和他谈论了。孔子主张以贫为乐,他说:吃粗粮,吃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乐趣也就在这里面了③。

  在孔子看来,他的学生中颜渊就是一个安贫乐道的典型。孔子在为理想而奋斗时,总是抱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态度。

  在体力劳动的问题上,孔子认为这不是君子的事,而是小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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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应是统治阶级和为其服务的知识分子。他所说的小人主要是指劳动人民。孔子反对士人参加生产劳动,只要国家治理得好就有劳动人民来参加生产。《论语?子路》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背着自己的孩子)

  而至矣,焉用稼。’"在孔子看来,只要国家治理好,四方之民就会背着自己的孩子而来,那里用着自己去种庄稼呢?孔子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④孔子这段话讲了不赞成君子耕田的两条理由:一条是说君子的任务是谋求道,而不是谋求衣食;二是耕田的人常常挨饿,谋求学道则可以做官得到俸禄。因此,君子担心学不到道,不担心贫穷。孔子一再反对君子参加生产劳动,固然有社会分工和经济收入上的原因。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子身分地位所决定的他带有的阶级偏见。

  孔子在财富观方面把富与贵同伦理道德规范相联系,强调追求富贵应从正道得来、不从正道得来的富贵不可取等等,这一点有积极意义。 历史

  孔子这一主张的执行有利于廉政和国家局势的稳定。而这一形势的出现对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当然具有积极作用。另外,孔子反对君子参加生产劳动,认为生产劳动是小人的事,固然有其不正确的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一面。然而,从社会分工的观点来观察,没有分工就没有社会进步,这一点又有一定道理。因为君子的分工是学习各种道理、治理好国家,参加生产劳动便于了解下情有利于治理好国家,然而参加生产劳动不一定就能治理好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要求他的学生,学习好各种道理,以备将来治国之用,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总之,孔子虽不是经济管理思想家,然而由于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使他不可能完全回避这个问题,上述孔子直接、间接涉及经济问题的主张,对后世影响都很大,而且至今仍然可资借鉴,不失其意义。

  3。范蠡"农末俱利"的经济思想范蠡是春秋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大商人,关于他经商的事迹前已述。

  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如农末两利的经济管理思想值得注意。《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认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上文的大意是说:谷物粜的价格太贱则损害农民利益,农民受损      害不努力生产,农田就会荒废。谷物的价格太高则会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工商业受损害无人从事工商业,就会使经济发生困难。谷价如果低至20就会损害农民,谷价如高至90就会损害工商业。如果把谷价限制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的幅度内,就会对农业和工商业都有利。如能这样"平粜齐物",关卡、市场都不    匮乏,不就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司马迁治史的求实精神来看,他的上述记载反映的无疑应是范蠡的思想。司马迁不把"农末俱利"的思想归于在管仲、孔子、子产等人名下,而单单记载在范蠡名下,说明他必有所根据。

  至于他据战国未以来的习惯用"末"来代替"工商",则是他自己的改动。这点前人已经指出①。还要说明的是,把谷价限制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的幅度内,《越绝书?计倪内经》所载,"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这样的谷物每石的价格与战国时李悝所说的粟石价30和汉代谷价大体相合。这可能也是汉代人用当时的习惯来表达范蠡思想的例证。虽然如此,这些小的改动并无损范蠡"农末俱利"思想的光辉。

  春秋末年,范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这表现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作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地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范蠡试图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都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再次,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这就需要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才能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所以"平粜"是范蠡首先提出来的,战国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因此,"平粜"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范蠡有治国理财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范蠡不愧是我国古代治国理财的杰出人物。 历史

  管仲、孔子、范蠡是春秋时期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经济管理一些问题上的主张,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

  (二)李悝、商鞅的经济管理思想

  战国时个体农民已经成为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在各国兼并战争日益激烈地进行的过程中,正是个体农民提供了粮饷和兵员,而商业的发展会破坏农民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然经济,促进农民的两极分化,侵蚀社会存在的基础。因此战国时农工商并重的思想急剧地向重农抑商的思想转变。而站在这种转变前列的是政治改革家。这一点从李悝到商鞅重农抑工商思想不断发展中可以看出。

  1。李悝的重农抑商李悝,约生于公元前450年,卒于公元前390年。曾相魏文侯、武侯、使魏国富强。他是法家的始祖,曾著法经6篇,对后世的刑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悝还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李悝重农是毫无问题的。

  李悝在魏国治国有两项重农的措施:第一项是"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设法增加农业产量。其办法是"地方百里,……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①。

  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就是要让农民"勤谨"耕作,争取好的收成。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李悝主张播种时"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之至"②。这就是说种植要多种经营,有的作物受灾害,其他作物还可以收获;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锄几次;收获时要像防备盗寇那样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损失。第二项是,创"平籴"法。为防止"籴甚贵伤民(非农业居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李悝创"平籴"法。"平籴"采取的办法是把年景分为: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饥、中饥、大饥7种;计算出7种年景下,一户耕田百亩的个体农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种年景下向每户农民收购粮食的数量,而后在大饥、中饥、小饥年景时把这些粮食平价粜出。

历史

  这样便收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成效。李悝由于把以上两项政策"行之魏国"所以魏国"国以富强"③。

  值得注意的是李悝不仅重农,而且还是轻商、抑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在李悝看来,农业几乎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说:"农伤则国贫".接着他又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会使民人饥寒,国家贫困。所以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①。 历史

  十分明显,李悝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危害农业会导致"国贫民侈(奢侈)".虽然李悝这里要求"禁技巧",似乎只是针对手工业而言的,并未提到商业,然而由于手工业一般都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为了卖。所以,李悝的"禁技巧",势必包含着"禁技巧"产品的销售,包含着对商业的歧视和限制了。所以,李悝是重农、轻工商、贱工商的最早提出者,也可以说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不过,在历史记载中李悝重农实行"尽地力之教"、"平籴"两项政策是有卓著成效的,至于"禁技巧"具体采取了什么措施却无记载,也许这方面还停留在思想上,并未落实到实际的政策和措施上。

  从春秋时期管仲等人的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我们可以看到重农抑商思想产生的轨迹。 历史

  2。商鞅的重农抑商和耕战思想商鞅,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卒于前338年,卫国国君后裔,称卫鞅或公孙鞅,曾在魏惠王相国公叔■门下作"御庶子"或"中庶子"①。

  卫鞅"少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门下作事时,可能受李悝、吴起等人改革思想的影响,后至秦受到秦孝公的信任,在秦变法,实行经济、政治改革,推行法家政治,使秦"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他在秦因功封于"商於",所以称为商鞅。商鞅在秦国通过变法建立了一个重耕战、重农抑商适合战争需要的封建国家。商鞅的经济思想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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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耕战思想与政策。

  商鞅要建立一个能适于战争需要又能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这就是说商鞅的经济思想是为强国服务、为战争服务的经济思想,重农的目的就是重战。商鞅及其门人对这点讲得很清楚。《商君书?农战篇》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这是从战国时期各国不断的战争中观察到的经验。也是人们熟知的常识,用不着多作论证。为了战争,就要重农,因为农民才能提供人们和士兵食用的粮食,才能提供士兵的来源。所以又说:"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

  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恃也,则众力不足也。"这就是说只有让人们从事农业,在兼并战争中,才能"自恃",才能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否则就不能"自恃",就会"众力不足".让人们从事农业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朴实诚信,便于统治者驱使。所以说"归心于民,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使战杀也".

  《商君书》的其他篇章也不时讲到商秧的农战思想,如《商君书?算地篇》说: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生而致也。

  《商君书?慎法篇》又说: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个人孤立地站在平原上不能自卫)

  一贯也。

  《商君书》类似的记载尚多,此不一一引证。总之,商鞅重农战,目的是富国强兵。这是商鞅经济思想的总出发点。这是适应于战国中期以来兼并战争日趋激烈的形势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思想。

  (2)重农思想与政策商鞅的重农不是一般的重农,而是从思想理论到具体的政策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构筑。

  在思想理论上,商鞅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泉源。《商君书?农战篇》说:"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又说:"壹务则国富。"《商君书?壹言篇》说:"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商君书?去强篇》说:"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又说"粟爵粟任(用粮食捐爵捐官),则国富".尽管《商君书?算地篇》曾说"其薮泽?谷名山大川之材货宝,又不尽为用",可是并不重视,可能是由于这些东西是自然生成容易得到的缘固。因此商鞅一再强调的是重农,由于粟是主要的粮食作物,所以由重农到强调重粟。这是商鞅非常重视农业的一个表现。

  既然,农业是国家财富的泉源,那当然要重农。重农的一条重要的措施就是奖赏。《商君书?算地篇》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又说:"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商鞅错误地认为这就是人的本性。

  然而,却以此为出发点,采取了一系列的奖励农业生产者的措施。如以官爵劝诱农民从事农战,《商君书?农战篇》说:"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以壹空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再如以免徭役奖励耕织,《史记?商君列传》说:"大小?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再如,提高粮食价格,使农民获利,刺激其种田积极性,《商君书?外内篇》说:"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商鞅还主张让农民以余粮捐官爵,《商君书?靳令篇》说:"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进)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商鞅主张对非农业以外的工商业重税,唯独对农业主张收税轻,《商君书?垦令篇》说:"征不烦(多),民不劳,则农多日(农民时间多)。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又主张向商人征重税,则农民厌弃商业,安心农业,则农业就会兴旺,所以说:"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农恶商……

  则草必垦矣。"总之,商鞅是想尽一切办法,用政治的、经济的种种措施,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甚至不惜采取愚民政策,让人民受其驱使。

历史

  商鞅重农还表现在力图解决秦国劳动力少、土地多所产生的矛盾上。《商君书?算地篇》说:"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所以他认为,人民多土地少的国家应努力开辟土地;土地多人民少的国家,应设法招徕人民。《商君书?徕民篇》说秦国"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谷名山大川之材物宝货,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相反邻近的三晋则是"土狭而民众,……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这就是说秦国土地多、劳力少,很多土地未开垦,而邻近的三晋地区土地少人民多。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从三晋招诱"百万"人民来秦的计划,条件是"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无知军事".这就是说用给与田宅、三世内免徭役和兵役的办法,招徕大量三晋的劳动力来秦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这是商鞅及其门人重农的一条重要措施。

  (3)抑商思想与政策商鞅的抑商不仅是抑商问题,而且是限制、打击一切非农业行业的问题,这样作的目的也是为了重农。在这方面也有一系列的措施。如:从事工商业和怠于农业而贫穷的人没为官奴婢。《史记?商君列传》载"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对非农业性的经济活动征收重税。《商君书?外内篇》载:"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垦令篇》载:"重关市之赋。"加重征酒肉的租税,10倍其成本。

  不许大臣和大夫们追求见闻多、善辩论、有智慧、闲居游逛。这样,农民就听不到奇谈,看不到异能,农民就不会从农业中离去。这样,也会使"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①不许人民自由迁徙,使愚昧无知而又不安心农业的人没处吃饭,从而安心务农。农民愚昧而安静,荒地必然会得到耕垦。

  不许音乐、杂技到各县去,农民劳动,休息时就看不到、听不到这些,意志就能专一。意志专一,荒地就必然得到耕垦。

  不许开设旅店。没有旅店,奸巧、虚伪、狡猾、交结私人、迷惑农民的人就不能外出远行。这样,他们就得从事农业。这些人都务农,荒地就会得到耕垦。

  不许商人卖粮、农民买粮。商人不能卖粮,丰年不能享乐,荒年也无利可图,商人就愿意去作农民。农民不能买粮,懒惰的农民就会去努力耕作。商人愿意去作农民,懒惰的农民愿意去耕,荒地就必然会得到耕垦。

  官府按商人家庭人口的数目分配他们服徭役,叫商人的奴仆依名册服役。那末,农民就安逸,商人就劳苦。农民安逸,良田就不至荒芜,……

  国家关心的农事就必然能取得成功。

  各县的政治制度都是一个形态,则人人遵从。这样,邪僻的官吏就不敢玩花样,接任的官吏不敢变更制度,有错误的官吏也无法掩盖他们的错误行为。这样就会出现"官属少,而民不劳,……民不劳,则农多日(时间多)".在此情况下,农民所从事的事业就不会衰败①,荒地就会得到耕垦。

  贵族俸禄厚、收税多,吃饭的人多,是有害于农事的。官府应按他们吃饭的人口数,征收人口税,并加重其徭役负担。那末,邪僻、浮荡、游闲、懒惰的人就没处吃饭。这样,他们就必须务农。这些人都务农,荒地就必然会耕垦。

  国家独占山泽之利,那末厌恶农作、懒惰、贪婪、靠山泽谋生的人就没处吃饭。这样,他们就必然务农。他们都务农,荒地就会被耕垦。

  加重刑罚,一人有罪,亲属邻里连坐,那末,狭隘急躁的人就不敢打架;刚强的人不敢争讼;懒惰的人不敢游荡;浪费资财的人就不会出现;奸巧、阿谀、存心不良的人就不敢欺骗。这五种人不出现,荒地就必然会耕垦。

  给官府送粮,不许雇别的车,返回来的路上不许揽载私人货物;服役时牛车所载的重量和官册上注明的重量要相当。那末,送粮车就会来往迅速,因此这种工作就不会妨害农事。这样,荒地就必然得到耕垦,等等。 历史

  总之,商鞅是要用种种办法让人民去务农,在这些办法中除了少数用提高价格和收重税的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外,一般都是通过法令、政治命令来进行的。商鞅建立的是战时体制,重农就是要使战时有粮吃、有兵员来源。除了农业之外,其他的工、商、山泽产品和文化事业都在他限制和打击的范围之中。因此,可以说商鞅是个极端的重农主义者。从强国的角度说,商鞅的实践可以说是成功的,通过他的变法,秦国不仅强大了,而且最后统一了六国。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讲,商鞅的这些办法肯定是会阻碍经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从理论上讲,商鞅搞的是使用价值的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养活民众、供应战争和封建国家的需要。

  他反对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经济,这会使农产品和其他产品失去销路,从而阻碍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商鞅只要国强,通过重刑、重赏去培养勇敢的战士,而为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民愚、民朴,使人民成为"家不积粟"的贫民。而民愚、民贫,才能方便地供统治者驱使。所以,在商鞅上述政策的统治下,人民是富裕不了的。从后来汉代发展经济的经验看,是汉文帝"弛山泽之禁",放手让人民去经营工商业之后,经济才迅速得到发展的。所以,商鞅的重农抑商有其阻碍经济发展、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这是应该指出的。不能因为商鞅变法成功了,使秦国强大了,就否认其消极的一面。总之,应对商鞅的经济思想和措施,一分为二地加以评价,这才是实事求是。

  (三)孟子、荀子与韩非的经济管理思想

  1。孟子的"恒产论"与重工商的思想孟子,名轲,字子舆,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前289年。邹人,鲁国孟孙氏之后。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门下,或说他并非子思嫡传,而是私淑弟子。孟子极力排斥杨朱、墨翟等学派,捍卫儒家道统,自谓得孔门真传。孟子曾周游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齐宣王时,孟子游学于齐,位列上大夫,食禄万钟,与稷下先生淳于髡等几十人为当时著名学者。孟轲在捍卫儒学方面有大功。唐代韩愈肯定他是儒家道统嫡传,此后地位日益提高,元文宗时尊他为"亚圣",成了儒家仅次于孔子的大师。

  孟子一生与孔子相似,在为他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孟子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实行"仁政"、"王道".孟子的经济管理思想是他政治理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井田"制的主张是当时无法实行的乌托邦,然而"恒产论"和对小农经济的描述却是现实的,现在仅就他涉及农业、工商业管理一些主张、观点,论列如下:(1)"恒产论"与富民论孟子主张人民应有"恒产".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拥护私有财产制度的理论,恒产的范围包括农工商业的财产,在当时条件下,最主要的财产却是土地"①。意即孟子所说的恒产,就是拥护土地私有制度。笔者认为,孟子所说的"恒产"是就直接生产者稳定地占有、使用、经营土地的权益而言的,而不是拥护土地私有制度。孟子主张实行井田制度,在井田制下土地国有,只是把土地分给直接生产者固定地占有和使用而已。所以孟子的"恒产"论不是拥护土地私有,而是维护农民稳定地占有、使用土地的权力,这从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是不会错的。结合孟子的言论和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就不难了解。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①。

  如何理解这段文字呢?首先孟子这段"恒产"的议论后面就是关于"井田"制的言论,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孟子的"恒产"论是土地国有制的井田制下的"恒产"论。这样的"恒产"论只能是劳动者稳定地占有、使用、经营国有土地,而不是拥护土地私有制。其次,在孟子看来,有固定产业的人思想稳定,没有固定产业的人思想不稳定,这些思想不稳定的人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无疑是很有道理的。第三,在这段文字之后,孟子又讲了农家的许行及"其徒数十人",从楚到滕,而对滕文公说:"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许行和他的门徒听说膝文公要行仁政,就表示愿受一廛(住宅)而为氓(民),按周代的制度对外来的民众,受住宅(廛)和土地是同时进行的。这正说明所谓"恒产"就是对授给的国有土地有稳定的使用权。战国中期,由于广泛存在的个体农民在国家赋税、徭役的盘剥下和自然灾害的打击下,纷纷破产,无法进行再生产,这时孟子倡导"恒产",对稳定个体农民经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

  孟子认为个体农民有一定的"恒产"是可以致富的。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吾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①。

  孟子在这一段话中对个体农民经济从事的生产事业分为三项:第一项是蚕桑纺织业,在五亩的宅园中种桑养蚕,经营得好,50岁的人可以"衣帛".第二项是"鸡豚狗彘"之类的家畜饲养业,如果适时地经营好这项事业,70岁的老人"可以食肉".第三项是农业耕作,如果国家的徭役不侵夺农时,百亩之田种好,可以使8口之家"无饥".这三项生产事业都经营好,一户农民就可过上较富裕的生活,国家也就会兴旺。在一般情况可能是达不到这一点的,所以孟子所说的这种状况是他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为了使个体农民富起来,国家应采取什么措施呢?孟子认为:国家应当征收十分之一和九分之一的农业税。孟子说古代的税收制度为:夏代每家50亩而按"贡"法纳税,殷人每家70亩而按"助"法纳税,周代每家100亩而按"彻"法纳税。三种税制虽然不同,但都是抽十分之一的税。孟子又说"国中什一使自赋"即城市自行缴纳十分之一的赋税。孟子的这些论述说明他主张征收较轻的农业税。从"国中什一使自赋"来分析,孟子只是说城市及近郊的收十分之一的农业税。他又说"请野九一而助"②,这就是说在"野"中按助法征收九分之一的税。 历史

  在用何种办法征税的问题上,孟子则认为采用"贡"法收税最差,采用"助"法最好。"贡"纳制度有什么毛病呢?孟子认为贡纳的多少,要根据当地几年中的收获量的平均数额交纳,这就是所谓"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采用这种方式的毛病在于贡纳的数量(或税率)规定以后,缺少伸缩性。丰收年多征点人们能承受,但限于贡纳数额已定而无法多收;灾荒年收获锐减甚而连粪肥用钱都不够,却仍要按数缴纳,人们无力承受①。相比之下,"助"法就没有这些弊病,"助"法借民力助耕公田,以公田收获上缴,在孟子看来简便易行,是最好的制度。实际上当时实物税(租)已普遍推行,孟子要恢复"助"法,就是要恢复劳役地租,这正是一种大倒退。从徭役经济向实物经济的过渡,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发展,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孟子对此不理解,却要恢复徭役经济,这正说明他思想保守和对历史实际缺乏了解。

  孟子主张收十分之一和九分之一的农业税,但却反对收比这更轻的农业税。白圭曾想收"二十而取一"的农业税,问孟子怎么样?孟子回答说:你的办法,是貉国的办法。貉国不生五谷,只生长黍。又无城郭、宫室、宗庙和祭祀的礼仪,所以"二十取一"就可足用。现在你住在中国,却要废弃社会伦常,不设各种官吏,那怎么能行呢②?因此,孟子反对征收"二十取一"的农业税。白圭是战国时著名的大商人、大理财家,他主张收二十分之一的农业税,必有其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办法。后来汉代采取三十税一的田租制度,正说明白圭进一步减轻农业税有其客观需要。孟子死守十分之一和九分之一的农业税不放,担心再减轻会国用不足,正是他缺少实际理财经验的反映。

  孟子主张农业征税形式要单一,在他生活的时代,农业税收有三种形式:"有布缕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①这三种形式与后来唐代的租、庸、调类似,可以说是租、庸、调的前身。这说明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国家需要征收的赋税种类和农民所能提供的东西基本相似。但孟子主张对这三种形式应"用其一,缓其二",并说如同时采用两种形式,农民可能饿死;如三种同时采用,就要父子离散。孟子这一主张有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不过在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这不可能实现,而是一种空谈。

  总之,孟子主张收十分之一、九分之一的农业税和采取单一税收形式,减轻农民负担,让他们富起来,这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其中也夹杂了不少保守、过时、迂阔和不切实际之处。

  (2)重工商与工商免税论在商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之后,孟轲却极力主张应重工商,甚至提出工商免税的特别优惠工商业的主张。

  孟子重视工商业充分表现在他的分工论方面。孟子在和陈相的对话中,淋漓尽致地阐明了他的分工论和对工商业的重视。孟子问陈相的老师徐行,"必种粟而后食乎?""必织布而后衣乎?""冠(戴帽子)

  乎?""自织之与?""以釜甑爨(烧饭),以铁耕乎?"而后孟子说"以粟易器械者,不为厉(损害)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损害)农夫哉?"况且治理天下,一个人怎么能百工之事"必自为而后用之"呢①?为强调分工的必要性,孟子进一步说:子不通功易事(互通有无),以羡(有余)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②分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没有分工就没有社会进步。分工可以极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孟子强调了分工的必多性和重要性,这无疑是进步的。而且强调分工的合理性,也就是强调工商业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孟子所说的"以粟易器械","以其械器易粟",就包括了农业、手工业产品商业交换活动。没有农业固然人们无法生活,没有手工业、商业也无法生存,所以孟子强调分工,也就同时强调了手工业、商业的重要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主张对工商免税。他说:"市上,储藏货物的货栈(场所)不征货物税。如滞销,依法及时征购,不让长期积存,那么天下商人都会高兴而愿把货物储藏在那个市场上了。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旅客都会高兴而取道那个国家了。……人们居住的地方,不征收额外的雇役钱和地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而愿意到那里侨居了"③。不征工商业税自然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但孟子这一主张实属无法实现的空论。他一方面主张农业税要轻到一定限度,同时又主张不收工商税、地税、雇役钱,那么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呢?

  修建货栈、道路的开支从哪里来呢?所以,孟子上述主张纯属空谈。

  孟子是一代大儒,但在经济上并无治国理财的切实办法,所以他奔走列国不受当政者的重用实非偶然。

  2。荀子的富国、富民与重农抑商荀子,名况,赵人,约生于公元前298年,卒于前238年。曾游学于齐,齐襄王时在稷下各学士中有很高声望,三为祭酒(众学士之首领)

  ①,后为楚兰陵令,并卒于此。韩非、李斯、毛亨、张苍均是其弟子,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荀子主张重农、富国、富民。

  荀子重农轻商,完成了先秦儒家从重农工商,向重农轻商、抑商的转变,在先秦儒家中,荀子的经济思想最为光辉。今就荀子的经济管理思想择其要者,简略介绍于下。

  (1)富国、富民思想。

  荀子明确提出富国、富民的思想,通过裕民、富民来富国。《荀子?富国篇》就是专门研究如何裕民、富民,从而达到富国。

  在讲国富和民富的关系时,荀子与韩非、商鞅主张"民贫"的观点不同。荀子主张通过富民来富国。他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

  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②这是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发展,是"藏富于民"思想的发挥。

历史

  为使民富,荀子反对聚敛和搜刮民财。他说"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小箱子)、实府库。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③荀子反对聚敛,认为这是亡国之道,实际上就是反对过分搜刮、剥削民众。这对民众是有利的,是富民主张的重要一环。

  另一个事例是莱、莒之谋,莱、莒产茈(紫草,作染料)。管仲建议齐国提高"茈"价,输入"茈",于是莱、莒"释其农耕而治茈".第二年齐国下令禁止输入"茈".两国失去了输出"茈"的收入,又放弃了农业,缺粮,粮价涨至三百七十,而"齐粜十钱","莱、莒之民降齐者十分之七",不久,"莱、莒之君请服"①。 历史

  此外,还有白鹿之谋。齐国以高价买楚国出产的鹿,使"楚人即释其耕农而田鹿".而这时齐国却"闭关,不与楚通使",楚缺粮"籴四百",齐国令载粟於齐、楚边境,"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齐国还高价收购代国的"狐白之皮",使其民"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离枝国闻之,而侵其北,代王无法,归服于齐,等等。这些都是施展谋略,通过经济手段,搞垮别国的设想。

  《管子?轻重篇》所阐发的以轻重之术治国的方略,主张通过经济手段调控治理国家,这与商鞅、韩非主张通过封建专制国家法令治理国家显著不同。《管子?轻重篇》的主张在汉、唐、宋的经济生活曾发生过重要作用,在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其重要意义和可资借鉴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个事例是莱、莒之谋,莱、莒产茈(紫草,作染料)。管仲建议齐国提高"茈"价,输入"茈",于是莱、莒"释其农耕而治茈".第二年齐国下令禁止输入"茈".两国失去了输出"茈"的收入,又放弃了农业,缺粮,粮价涨至三百七十,而"齐粜十钱","莱、莒之民降齐者十分之七",不久,"莱、莒之君请服"①。

历史

  此外,还有白鹿之谋。齐国以高价买楚国出产的鹿,使"楚人即释其耕农而田鹿".而这时齐国却"闭关,不与楚通使",楚缺粮"籴四百",齐国令载粟於齐、楚边境,"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齐国还高价收购代国的"狐白之皮",使其民"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离枝国闻之,而侵其北,代王无法,归服于齐,等等。这些都是施展谋略,通过经济手段,搞垮别国的设想。 历史

  《管子?轻重篇》所阐发的以轻重之术治国的方略,主张通过经济手段调控治理国家,这与商鞅、韩非主张通过封建专制国家法令治理国家显著不同。《管子?轻重篇》的主张在汉、唐、宋的经济生活曾发生过重要作用,在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其重要意义和可资借鉴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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