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盟军实现了对德国的铁壁合围，法西斯第三帝国覆亡期近。整个德国覆盖在一片末日的气氛里，经济瓦解、物质奇缺，老庶民的生涯陷入重大窘境。

对一般布衣来说，食物缺乏就已经是人命关天的事。更糟糕的是，因为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冬季十分严寒，家里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的话，根本无奈挨过漫长的冬天。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只得容许让老百姓上山砍树。

你能想像帝国崩溃前夕的德国人是如何砍树的吗?在生命受到要挟时，人们非但没有去哄抢，而是先由政府部门的林业人员在林海雪原里拉网式地搜寻，找到老弱病残的劣质树木，做上记号，再告诫大众：如果砍伐没有做记号的树，将要受到处分。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规定简直就是个笑话：国家都快要消亡了，谁来执行处罚?

当时的德国，因为希特勒作负隅顽抗,俗语，简直将所有的政府公务职员都抽调到火线去了，看不到警察，更见不到法官，全部国度几乎就是处于无政府状况。但令人不堪设想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停止，全德国居然没有产生过一起居民违章砍伐无记号树木的事，每一个德国人都忠诚地履行了这个不任何强迫束缚力的划定。

这是有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回想录《留德十年》里讲的一个故事。当时他在德国留学，目击了这一幕，所以事隔50多年，他仍对此事感慨不已，说，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前提。却没有无政府的景象”。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气使得德国人在如斯极其蹩脚的情形下，仍能表示出超越个别人设想的自律?谜底只有两个字：认真。由于认真是一种习惯，它深刻到一个人的骨髓中，熔化到一个人的血液里。因了这两个字，德意志民族在阅历了上个世纪初中叶两次覆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又奇观般地敏捷突起。

再讲一个对于德国人认真的小故事。

熟习柴油机制作业的人都晓得这样一个说法：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音在数公里外都听得见．柴油机四周数十平方米都是油迹；而德国人出产的柴油机，则能够放在办公室的地毯上工作，基本不会影响隔壁房间的人办公。

于是，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任德国退休企业家格里希任厂长。
格里希上任后开的第一个会议，市有关部分引导也出席加入了。没有任何客套，格里希便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假如说品质是产品的性命，那么，干净度就是气缸的质量及寿命的要害。”说着，他当着有关领导的面，从摆放在会议桌上的气缸里抓出一大把铁砂，神色铁青地说：“这个气缸是我在开会前到生产车间随机抽检的样品。请大家看看，我都从它里面抓出来了些什么?在咱们德国，气缸杂质不能高于50毫克，而我所懂得的数据是，贵厂生产的气缸均匀杂质竟然在5000毫克左右。试想，可能顺手抓得出一把铁砂的气缸，怎么可能杂质不超标?我以为这不是工艺技巧方面的问题，而是生产者跟管理者的义务心问题，是工作极不当真的成果。”一番话，把坐在会议室里的有关治理人员说得如坐针毡．为难至极。

两年后，格里希因种种起因卸职时，武汉柴油机厂生产的气缸杂质已经降落到平均1000毫克左右。回国后，格里希又几回来中国，每次都要到武汉柴油机厂看望。在厂里，他有时拿着磁头检讨棒发明气缸有未肃清清洁的铁粉时，忘了本人已经不是厂长，依然赌气地向周围陪伴的人大声怒吼：“你们怎么能这么不认真!”

如果说强盛的德意志是一个可怕的民族，那么，认真也是一种恐怖的气力，它大能使一个国家富强，小能使一个人无往而不胜。我们切实该好好学习德国人认真得近乎刻板的精力，将认真贯彻到自己点点滴滴的行动中。一旦“认真”二字也深入到自己的骨髓，融化进自己的血液，你也会焕发出一种令所有的人．包含自己都觉得惧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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