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5），字促雄，西晋东莱掖（今山东掖县）人。刘毅年轻时便知砥砺名节，立志做一个超凡拔俗的清官。在那个“口不臧否人物”的年代，他却十分热衷品评人物，且多为他所言中。因为他不避权贵，敢于大胆指斥朝政，以致“王公贵人望风惮之”。可见自古以来不法的贵戚权臣就怕社会舆论的指责。刘毅寓居平阳时，太守杜恕慕其声名，请他出任功曹，除掌郡府人事外，并得与闻一郡政务。刘毅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淘沉汰劣，没有多时，被他除名的庸官冗官就有一百多人。刘毅因此名声大作，时人都说：“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他的声望已在太守之上了。刘毅锐意整饬吏治，并且卓有成效，深得曹魏集团的嘉许。不久，刘毅即被推为本郡“孝廉”，入朝担任司隶都官司从事。这是司隶校尉属下一个较低级的监察官，负责监察京畿地区的官员。刘毅虽然位卑职低，但因他敢于向权贵作斗争，而且持正不挠，接连劾罢一批贪官污吏，竟然也使“京邑肃然”。人们都以刘毅为能，而他却不满足，竟要上疏弹劾河南尹这样的大官僚！他的顶头上司司隶校尉是个老于世故的人，他不允许刘毅“胡来”。他把监察官比作“攫兽之犬”，把门阀权贵比作“鼷鼠”，说：“攫兽之犬，鼷鼠蹈其背。”意谓这些权贵都有后台支持，你还要弹劾别人，还是防着别人在背后打你的主意吧！刘毅不领他的“好意”，忿忿地说：“既然敢抓野兽，就能杀鼠，何损于犬！”竟拂袖而去。
刘毅辞去了他所热衷的监察官，回家闲住，他的同乡王基闻知，为他感到不平。于是他极力向公府推举刘毅，称他“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说他往日在平阳为郡守股肱，办事一丝不苟，只是未遇知己，才能无以自呈。王基在朝廷是个很有影响的人，一经他的品题，许多人都向刘毅发出邀请，太常郑袤举荐他为博士，晋王司马昭欲任以相国掾，刘毅都假托有病推辞了。这时，有一些嫉贤妒能的宵小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说刘毅不肯入朝为官，是忠于曹魏的缘故。司马昭恨其观望，遂欲授之以要职，刘毅闻知，只得应命入朝。
秦始元年（265年），司马昭死后数月，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了晋朝，是为晋武帝。刘毅先后在朝廷担任尚书郎、驸马都尉、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等职。期间，刘毅的正直为人给司马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命其掌谏言，负责封驳事宜。咸宁初年，刘毅被拜授司隶校尉，回到他梦寐以求的监察岗位。
在西晋王朝，握有重权的士族们，于治国用兵一窍不能，却都工于谋私，他们“于公则政事紊乱，于乱则污秽狼藉”，许多官吏“求纳受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为官贪赃受贿已经司空见惯了。刘毅上任之后，纠劾豪右，严惩贪黩，重新又使“京师肃然”。那起不法赃官，下起县令，上至太守，都望风投印绶而逃。他们心里都明白，要是落到刘毅手中，怕连性命也保不住，就是皇帝也救不了他们！刘毅惩治贪官的手段之狠也足可想见了。
然而，一个朝代吏治的好坏，与最高统治集团尤其是皇帝的表率作用密切相关。靠宫廷政变起家的晋武帝司马炎，没有经受过农民起义的教训，所以他的统治更是极其腐朽。他贪财好利，甚至靠卖官司鬻爵获取钱财，他的荒淫奢侈更是出了名的。他称帝不久，就派人到全国各地强征美女入宫，供他淫乐，连公卿大臣家的女子也不能幸免，许多女子为逃避司马炎的强征，只有“败衣瘁貌以避之”。司马炎平定了孙吴后，又将吴主孙皓宫中的五千嫔妃纳入自己的后宫，致使他的宫女多达万人。一次，司马炎去南郊赏游，兴致之时，他要刘毅将他与汉代的皇帝作个比较。刘毅直言相告：“陛下可与汉朝两个最昏庸无能的桓帝、灵帝比个高低。”司马炎很不服气，说：“朕虽然德不如古人，但是还能克己为政，又平定了吴国，统一了天下，卿将朕比之于桓、灵二帝，不是太过分了吗？”刘毅回答说：“汉朝的桓、灵二帝也曾做过卖官的交易，但这项不义的收入还都进了国库；而陛下卖官，收入都饱了自己的私囊，仅凭这一条，陛下就连桓、灵二帝也不如！”　刘毅非常清楚，武帝的荒诞，同他身边的那批佞臣也是分不开的。为此，他多次同这帮靠诌媚取宠的佞臣展开斗争。一次，有人禀报后宫的井中出现了一条龙，司马炎闻之大喜，还亲往视之。佞臣们见他这么高兴，都要求举行朝贺，欢庆这个吉祥之兆。刘毅听说后十分气愤，他当即上表说：“相传春秋之际，龙降郑国时门之外，子产不为庆贺；龙降百夏庭时，口中流沫，到了周幽王时果然祸衅发生了。所以《易经》里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臣考据古代典藉，从来没有庆贺龙出现的规矩！”在刘毅的坚决斗争下，司马炎不得不下诏答复：“庆贺之事，还是依照旧典办理。”这时，以刘汉为代表的一批专事奉承拍马的佞臣却按捺不住了，他们群起向刘毅进攻，说刘毅疏表中竟然举了一个衰世妖异的例子，以怀疑今天盛世的吉祥，必须将他送到司推问！刘毅面对这帮穷凶极恶的党徒，毫无惧色，他又上书说：“现在朝中有一批阿臣群党，以奸事君，当杀而没杀，才形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刘毅同他们针锋相对，终于挫败了刘汉等人的气焰。　刘毅并不满足在朝廷上摧折奸党，他一直在探寻吏治腐败，朝政日乱的根源。司马氏集团为了换取士族的支持，从各方面满足他们的特权需要，在经济上实行“占田荫客制”，即按官品的高低分配田地，而且不用交纳赋税，以保全他们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则实行“九品中正制”，使高门望族和他们的子弟源源不断地进入政界，把持朝政，而有才学的士人则被拒之门外。那时朝中的大臣皆为了门阀士族，皇室司马氏就不用说了，大臣何曾为魏太仆何夔之子，羊枯为蔡邕的外孙，杜预为杜恕之子，卫瑾为魏尚书卫凯之子，贾充为魏名臣贾逵之子，王浑为魏司徒王昶之子，荀勖为汉司空荀爽曾孙，荀（岂+页）为魏太尉荀?之子……。“九品中正制”的施行，成为世家大族子弟享有高官厚禄的捷径。当时著名的诗人左思曾在一篇《咏史》诗里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就是当时官场的真实写照。这一腐朽的制度，产生了种种弊端。如王戎，就是一个当官不干事的典型。他投靠司马氏集团后，被委以司徒的重任，位居三公之首，可是他却从不问政事，常骑着小马，从边门而出，优游林泉，见者不知其为三公。“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归晋入仕后，事事“随帝意所欲为先”，处处替自己打算。时人孙绰很鄙视他，说：“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陷。”由这些人掌握朝政，政治的昏暗也就可想而知了。　刘毅洞察“九品中正制”的痼弊，他对这种扼杀贤才的用人制度，进行了最严厉的抨击。他上疏申斥“九品中正制”的八条罪状，其一曰：“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百布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最后，他指出“九品中正制”“毁风败俗，无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要求“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马炎闻奏，虽“优诏答之”，但由于事关门阀士族的切身利益，刘毅的建议“竟不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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