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梦龄(1898—1937)字锡九，河北藁城庄合村人，抗日名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军军长，陆军上将(死后追授)。酷爱读书、持身以正、治军严明。下面是关于他爱国的故事，欢迎阅读：

　　人物简介：

　　郝梦龄(1898年—1937年)，河北藁城人。国民党抗日将领，陆军上将第九军军长。抗日战争时任卫立煌部中央兵团中将前线总指挥。1937年10月16日，在忻口会战中壮烈殉国，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采访你的记者来了”，侄女郝枚俯在耳边大声告诉郝慧英，93岁的她才在家人搀扶下，用力地抓着沙发扶手坐了起来。这天，郝慧英80岁的妹妹郝慧兰也在，“我从陕西赶过来看她，姐姐前两天刚出院”，说完望向姐姐，神色里满是担忧。身体的虚弱，多少还是影响了郝慧英的思维。比如，回忆父亲郝梦龄将军时，她会把一些话来回重复地说。其中，跟记者说的最多的就是那句“不爱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而这句话，正是父亲生前对他们兄妹无数次的教诲。同样，这句话也讲述了郝梦龄将军短暂却慷慨悲壮的一生。

　　父女相见不相识

　　我的父亲郝梦龄，1898年2月出生于河北藁(音同稿)城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兄妹6人，全靠祖父种地和当搬运工维持生计。所以在上了3年私塾后，仅14岁的父亲就被送到一个杂货店当学徒。

　　说是学徒，其实只是打洗脸水、扫地、烧柴火。而且还会经常挨打受虐待，最后实在没办法父亲就跑了出来。当时，我们家的远房亲戚魏益三任东北奉军三十军军长，他知道后收留了父亲。我的母亲后来告诉我，魏益三觉得我父亲既练武艺还勤奋学文化，是个有用之材，就把他送往陆军军官小学，后来父亲又考入保定军校。

　　从军校毕业后，父亲因伤寒返家务农，1921年病愈后再次投奔到魏益三手下任营长。当时，郭松龄是奉军第十军军长，而魏益三是郭的参谋长。

　　那几年军阀混战，父亲效力于不同的派系。1926年所部归属冯玉祥的国民军，父亲任第四军第二十六旅旅长。1927年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由于作战英勇，父亲被提升为第四军第二师师长。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父亲兼任郑州警备司令，后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1935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父亲军职的升迁，与“倒来倒去”的混战不无关系，每当部队倒向另一方时，他的官职就会提升一次。但据母亲后来回忆说，军阀混战中人民遭殃，父亲“深为忏悔和痛恨”。

　　我生于1922年，一直与母亲、祖父、外祖父生活在老家。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后面跟着几个随从，村里人叫我过去，指着那个大块头对我说：“小英子，你快过去，那是你父亲。”我一听便跑进自家堂屋，他很高兴地抱起我，问旁人：“这是哪家的孩子，长得蛮逗人疼的。”大家都笑了起来，说：“这是你的女儿小英子，出生这么大了还没有见过你呢。”我小声地叫了一声“爸爸”。因为我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他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叫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

　　因为四处征战，父亲始终与我们聚少离多。1930年父亲任郑州警备司令时，我和父亲相处得最多。当时，他把一家人接到郑州，我们大约团聚了几个月时间。父亲也格外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和亲人相聚的日子，不管到哪里，都尽量带上我。闲暇时，他总是牵着我的手散步。边走边给我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岳母刺字和苏武牧羊，也讲文天祥、史可法等历史人物。

　　父亲自己也很爱看书，一本孙子兵法，被他圈点得密密麻麻，很多历史掌故他都能一一道来。即使是在战乱的日子，他对我们的教育也从未放松。我5岁时，父亲一字一句教我背《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他还经常教育我：人生在世，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父亲对家人的要求尤为严格。母亲多年来带着我们辗转各地，都靠租房过日子。在武汉时，母亲看中一幢小洋房，她向父亲开口要钱，却遭到强烈反对：“军人应以四海为家，如果你们走到一处便购置一处房产，我贪恋小家，岂不是误了国家?!”

　　还有一次，家里的一位朋友送了母亲一副象牙麻将，母亲极为喜爱。父亲知道后，叫她立刻物归原主，但她没有照办。一天，母亲正在家中与亲友玩这副麻将，被父亲发现。他大发雷霆，并当即送到厨房烧毁了。此后母亲再也不敢收受任何礼品。

　　父亲还经常教育我们要勤俭度日，给母亲的钱也只是够日常开销。他经常告诫我们：“你们从小就要学会节俭，想花钱将来自己挣，不能靠父母。”他配有车，但从不让家人私用。

　　“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

　　1930年中原大战后，父亲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当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父亲率部与红军激战。但他一直深为同室操戈痛苦。父亲在驻守安徽霍邱时，曾跟红军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就是互不打扰。“打来打去都是自己人，没意思。”那时父亲回家时常发这样的牢骚。

　　厌恶了内战的父亲，请求解甲归田，却被蒋介石认为是不忠。于是，父亲被调往贵阳、遵义等地，负责修筑川黔、川滇公路。1937年5月，父亲再度请辞，仍未获准，随即又被调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实际上这是不让父亲回去，同时又拿掉他的军权。

　　1937年7月行至重庆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打响，父亲立即请缨北上抗日。他曾就抗战跟母亲说过：“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收到报告后，国民政府并没有批准。后来，父亲再次上书请缨，当局看他报国心切，加之日军沿平汉路、平绥路长驱直入，华北前线吃紧，才批准他由贵阳率部北上。

　　父亲在北上出发前，其实已经下定决心以死报国。经过武汉时，他回来与家人告别。那天起床后，母亲告诉我：“爸爸一夜没睡，写了撕，撕了又写，不知在写什么。”我拉开抽屉，发现一封信，上面写着“留给慧英儿，二十七年(即1938年)拆阅”。

　　我那时才15岁，不懂事。晚上父亲一回来，我就拿信问他，为什么要到明年看，说着就要拆信。父亲一把夺过去，我和他抢来抢去，信最后被他撕掉。父亲出去后，我捡起那些纸片，拼出信上的内容：“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前楠、荫森五儿。”

　　看到这封遗书，家里人哭成一团，我们不想让他走。但父亲决心已定，在与我们告别时，他对我们几个孩子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如果国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这时，父亲又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急电，率部星夜赶往山西忻口前线。

　　我现在回过头去想，在忻口决一死战，是父亲在连年内战、对外连吃败仗的情况下，压抑太久后的一次总爆发。

　　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忻口是日军从晋北通向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1937年9月底，日军在平型关遭八路军重创后全线撤退，集结在代县附近，准备拿下忻口，直取太原。1937年10月4日夜，父亲率部抵达忻口。10日凌晨，父亲率部在前沿阵地与敌人接火，击退了日军的装甲车、坦克。父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国庆’纪念日，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 。”

　　11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派5000步兵，以飞机、重炮、坦克作掩护，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当时援助忻口的军队大部还在途中，父亲立即到前沿阵地指挥。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时，他指挥部队躲入掩蔽处，待炮火一停，马上出击，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

　　面对胶着的战局，父亲反复对将士们说：“人人都应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决心。”10月12日，南怀化被日军占领，敌我双方在忻口西北展开激烈争夺战。日军在我阵地狂轰滥炸，平均每日1000多人伤亡。但第九军官兵顽强阻击敌人，每天争夺战多达十几次。当天的日记里，父亲写道：“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10月15日，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增派7个旅交父亲指挥。第二天凌晨，他最后一次写日记：“10月16日凌晨两点，对南怀化之总攻打响。”

　　时任参谋处长的李文沼后来回忆说：这时敌人已发现我军动向，机枪大炮一齐射来，我请郝军长进指挥所洞内休息，他严词拒绝：“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凌晨5时，父亲同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共同带兵前冲，在通过一段隘路时，敌军机关枪一阵扫射，众人伏地，父亲坚持前行，腰部中弹殉国，年仅39岁。刘家麒、郑廷珍也相继牺牲。很多年后，我们去忻口战场，那个山沟里头啊，还能翻出骨头来，死的人把坑都填满了。

　　父亲殉国的消息秘密传到武汉时，我正在学校上课。教导主任要我赶紧回家，他说：“你回家看看，如果家里人没哭，你就回来，不许在家里哭。如果家里人都知道了，你才可以哭。”我一回去，刚走到大门口，就听见屋里哭声一片，我母亲更是伤痛欲绝。

　　1937年10月24日，父亲的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安葬了父亲遗体，一万多人参加了葬礼。随同灵柩一起回来的还有父亲的第二封遗书《与妻书》，写于忻口战役前一天。书中写道：“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于忻口。”

　　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追赠父亲为陆军上将。汉口《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

　　偶遇冯玉祥，解决生计问题

　　1938年，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汉口沦陷了，我与母亲辗转到了重庆。失去父亲后，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顿。暑假时，我们几个孩子就出去卖西瓜、茶水来赚学费。

　　一天，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正在散步，被我弟弟叫卖茶叶蛋的声音吸引。他就问你们是哪儿的人，姓什么?弟弟说是河北藁城县庄合村人，姓郝。冯玉祥问道：“你们那儿有一个姓郝的，叫郝梦龄，认得吗?”弟弟说：“他是我爸爸。”冯玉祥急忙让弟弟领着来到我们家，看到屋子里只有桌子和床，十分艰苦。他就叫秘书写了个报告，后来蒋介石给我们批了两万块。每学期开学后，我们可以拿交学费的收据去向国民政府报销。就这样，我们念书的问题解决了，除了我，姐弟4人后来都读了大学。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我那时高兴得不得了，心想终于可以回家啦。但是仔细一想，回哪去?已是无家可回。最后在重庆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坐船回到了汉口，找到父亲的一个军医部下，借给我们一间小黑屋，一家人挤在那里。

　　后来我去学校找老师，希望能讨个生路。那位老师是武汉日报的编辑，说你在家里等几天，会有人去找你。结果几天后，有个记者来到我家看了看，第二天在报上登了一篇新闻——《武汉有堂堂郝梦龄路，家人却风雨飘摇》(记者注：1946年，汉口日租界吉林路被命名为“郝梦龄路”)。市长看到后，赶紧派人给我们找了个两间房的住处。可操劳一生的母亲，却在回到武汉没多久后就去世了。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父亲牺牲也有78个年头了。他的5个子女中，只剩下我和妹妹，我俩年纪越大越是喜欢回忆。我们常去父亲的墓前看看，让人欣慰的是，前来祭扫的人络绎不绝。这也让我感受到，凡是为民族解放捐躯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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