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刘是一个不幸的人。四十九岁那年丈夫死于矿难，是被煤砸死的。那一年过春节的时候，老刘好像有点预感似地说：“别干了”。老伴说：“不干咋办？怎么着也得给儿子弄个首付呀”！儿子在城里打工，处了一个对象。

老伴死了，矿上给了三十万元的抚恤金，老刘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钱多烦恼也就多了，孩子的大爷来了：他大娘脑血栓住院正抢救呢，借给我点吧……老刘的弟弟来了：你外甥考上了研究生，念不起了，要退学呢……村长来了：借我两个，秋后还……一个远房亲戚来了：放出去吧，三分的利呦……老刘彻底没有了主意。

老刘想给儿子在城里买个房子，还是儿子想得远些：妈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老了怎么办？不如买个大厅，到时候还能吃租金。老刘到城里一打听，一间大厅一百多万，买不起的。有一天，孩子的二姨捎来一件衣服，用报纸裹着，报纸上有一个广告吸引了老刘的眼球：“百家商家进驻，铺王坐享繁华”、“商业中心，绝版旺铺，丰厚回报”……孩子的二姨所在的H市盖起了一座大型商城正在打广告卖商铺。

老刘和儿子专门到H市走了一遭，商城位置还不错，老刘算计着买个商铺余下的钱还可以给儿子交两年的房租，儿子结婚了，小两口在城里开了一个理发店。

与开发商签订的协议是二十四万元购买二十平方米的商铺，年元旦交付使用，开发商负责办房产证。年元旦后老刘兴冲冲地去找开发商，开发商说商厦没有交工，五。一节后保证给你办手续，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哩？“五。一”长假一过，老刘就给开发商打电话。开发商说，快了，你再等等。过了一个月老刘再打电话开发商就不接了，再打，关机。

老刘心里有些发慌，急急忙忙来到了H市。到了售楼处没有见到开发商，售楼小姐说老板出国旅游了，让老刘回家等。眼看到了年底，老刘又去了一趟H市，这回售楼处关门了，给老板打电话，空号！老刘没有了主意，老刘不知道该找谁了。她来到市政府，市政府告诉她到信访办。到信访办，信访办说转到市建委了。到市建委，市建委说管事的人不在……

老刘的心七上八下的，回到家里开始失眠、头疼、呕吐，心情糟糕透了，和儿子发火埋怨儿子：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管……儿子一脸委屈：我也没有办法呀！这可怎么办呀，越来越老了，眼看就干不动了，二十多万元眼看就要打水漂了……越着急越添乱，孩子的二姨风风火火来了电话：“老妹，快来吧！商厦让老板抵押出去了，不少人都在找呢。”老刘一听头都大了，带着儿子又来到了H市，还是没有结果。回来之后老刘就病倒了，嘴里直念叨：我一个乡下人，又没有文化，真的受骗了？倒霉的事怎么净让我摊上呢？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其实这话也不对，这年头谁能保证城里人、有文化就不被骗呢？被骗的人是前世造孽，骗人的人呢？是前世积了德，今世有了骗人的权力？

老刘的一个亲戚曾经是我的同事，听说我与H市在工作上有些交集，找到我：帮帮老刘吧，这钱要不回来老刘就没活路了。

孟夏的一个下午，我见到老刘。第一印象是小孙孙的作文描写我的“岁月的刀痕刻下了满脸的沧桑”这句话用在老刘身上可能更贴切些。见面后从头至尾老刘反反复复地跟我说的一句话：“找不到老板了，找不到老板了，你帮我找到老板。”都到这个时候了，她还相信只要找到老板就会有商铺。我不由地想起了尤二姐，尤二姐相信贾琏，做了贾琏的二房；尤二姐相信王熙凤，搬进了荣国府；尤二姐还相信贾琏，一副“保胎药”打下了腹中的胎儿……在老刘断断续续的描述中我大概听出了来龙去脉，但一些细节问题就不甚了了了。我问她开发商售楼有没有售楼许可证？开发商抵押商厦的时候政府部门出的什么手续？这些细节问题她都回答不了。

我联系了H市的领导，请他们接待接待老刘，了解了解情况。我还特意说明，老刘的钱是带血的钱，千万不能让开发商给坑喽。

老刘从H市回来后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关于市领导怎么接待的、开发商怎么解释的、事情怎么解决的，老刘没有说，只是说市政府与开发商协调了，今年十月份给办手续，我理解办手续可能就是办房产证吧。

我们在H市的工作九月份就结束了，在工作结束前我把老刘的上访信交给信访办的同志，信访办的同志态度很好：一定会认真负责的。

“双十一”那天，我的手机响了。老刘打来的：“我来H市一个星期了，开发商还是找不到呀。”“你找信访办呀”，“信访办说再等一等，麻烦你给市领导打个电话吧，我再去找找。”我有些犯难，我在H市的工作结束了，就不好意思再讨扰人家了，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一会，正想如何应对她时，“嘟、嘟、嘟、”老刘把电话挂了。

轰轰烈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进入了尾声，全国开了总结会，H市也开了总结会，市委书记在总结中列举了成绩，归纳了经验，机关干部都体会到了这次活动实实在在的成果：请吃请喝的减少了，公车私用要小心了，公务消费有限制了，逢年过节的福利也不发了……老刘体会没体会到这次活动的成果我不知道，我想她最关心的还是用血泪钱买的那个二十平米的商铺开发商啥时候给她办手续？

附：偷面包的故事

1935年的冬天，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这天，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正在开庭审理一个案子。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她因偷盗面包房里的面包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法官审问道：“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老太太低着头，嗫嚅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我确实偷了。”法官又问：“你偷面包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饥饿吗？”“是的。”老太太抬起头，两眼看着法官，说道：“我是饥饿，但我更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

听了老太太的话，旁听席上响起叽叽喳喳的低声议论。法官敲了一下木槌，严肃地说道：“肃静。下面宣布判决。被告，我必须秉公办事，执行法律。你有两种选择：处以10美元的罚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老太太一脸痛苦和悔过的表情，她面对法官说：“法官大人，我犯了法，愿意接受处罚。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会去偷面包。我愿意拘役10天，可我那三个小孙子谁来照顾呢？”

这时候，从旁听席上站起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向老太太鞠了一个躬，说道：“请接受10美元的判决。”说着，他转身面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进去，说：“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法庭上顿时一片肃静。片刻，所有的旁听者都默默起立，每个人都认真地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长的帽子里，连法官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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