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相信呢？一个我最敬仰的人，一个我一直惦记着的人，我竟然说不出他的名字，也不能形容其容貌。

阴历三月三，回故里挂清明，吃完中饭，我陪七十五岁的母亲坐了足两个小时。母亲脸色不好，说话没有气力，身体状况真让我担忧。

母亲一直叨念着几十年来从未与我提起过的一个人。看到母亲吃力的样子，我多么希望母亲不要说话，但一种好奇心的驱使，我想了解那个人的故事，并没阻止母亲说下去。

“儿呀，你老娘死也死得了，能活到现在也算幸运了，47年前是一位姓钱的军医救了我的命……”母亲喘着气，说话有点不连贯，我赶紧端来一杯热水，让母亲喝点水再说。

“我和钱大夫相处时间太短，说不出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个子很高，当时头上贴满了膏药，脸肿得很大，不久头部又包裹着绷带……真惨啦。”

从母亲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差不多弄明白了钱大夫的悲惨遭遇。

1967年10月的一天，母亲生下五弟刚满月不久，从生产队收工回家，觉得很困，但还是坚持做着家务，忽感后颈疼得厉害。大队（村）赤脚医生徐大夫给母亲吃了几颗丸子，母亲突感心里难受，呕出了黄色胆汁，很快两眼呆滞，四肢僵硬，奄奄一息。这把我父亲和祖母吓坏了，徐医生也六神无主了，只得暂时给母亲挂上吊针。左邻右舍跑过来帮忙，用竹床制成了一个担架，抬着母亲急奔大垸人民公社医院，父亲和祖母分别在两边扶着担架，徐医生手提盐水瓶紧跟着担架往前跑。

到达公社医院，院长和另一名主治医生看了我母亲一下，都摇了摇头，通知家属，将病人转到县人民医院。转院？这太可怕了——时间就是生命，时间不等人啊。交通不便利，路途遥远，又为长江所隔，到达县城至少要四个小时。父亲流着泪，祖母向医生下跪了，8岁的哥哥哭着要妈妈，邻居好友缠着医生说好话。

这时一位头上贴满了膏药的医生向急诊室这边走来，院长大声呵斥：“老钱！怎么过来了，你的交代材料写好没有？快回办公室！”“院长，写好了，我听见哭闹声，猜想有重病人来了，于是过来看看。”钱大夫边说边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来为我母亲把脉。“你逞什么能，革委会要你停职反省，如果病人死在院内，一切后果有你承担！”院长继续训斥他。钱大夫坚定的说：“我凭良心救死扶伤没有错！这个病人我有把握治好，在部队时我就见过这样的症状，她患了急性脑膜炎，给我两个星期的工作日，院长！”“你治吧！我不管，等会儿你把材料送到办公室。”院长说着，扬长而去。

真是谢天谢地，太巧了，莫非是神仙下凡不成？父亲为母亲办完住院手续后，让祖母留下护理母亲，自己便放心的与几个邻居回生产队出工去了，大哥跟着回家上学。

第四天，母亲终于醒了，虽然后脑还有点疼，但神志基本上清醒了。她从祖母口中知道了自己发病、住院的一切情况，对钱大夫心存感激。祖母和母亲发现钱大夫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医术高明，光明磊落，工作勤勉，关心病人……他的诊室，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门庭若市；而其他医生的诊室，看病的人寥寥无几，门前冷落。

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啼哭着的枯瘦如柴的小孩，找一位年轻医生看了，也找一位中年医生看了，他们都说小孩没病。那位妇女将小孩抱来给钱大夫看，钱大夫给小孩打了一针，感叹道：“怎么没病？再不治疗就会酿成大病！”过了一会儿小孩停止了啼哭，开始吃妈妈手里的姜糖。那两位医生咬着牙，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进医院一个星期，母亲可以下床，可以进一点食了。可是就在这一天，钱大夫查房和母亲说话时，几个造反派冲了进来，将钱大夫五花大绑，把他架走了。母亲和祖母恍悟：钱大夫头上贴满的膏药就是这些造反派一个星期前对他施暴留下的杰作。

祖母追了过去。批斗会就设在医院办公室前的空旷场地，院长就是会议主持人，主席台上还坐着几位公社革委会领导，钱大夫就站在前面，紧挨主席台的桌子，再前面一点站着医院的职工和横沟子（横市街）的大部分居民，队伍中站着一些戴红袖章的“革命积极分子”，这是一次千人大会啊。

院长高声朗读了钱大夫的交代材料。钱大夫原是河南人，曾是国民党军医，1949年本可随国民党军官逃往台湾，但他离不开自己的故土，愿意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愿意接受党和人民对他的改造，当一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医生。他当时受到了党和人民的欢迎，被分到湖北省石首县大院人民公社（横市镇）医院工作……

革委会领导讲话了，说钱大夫的交代材料比较清楚，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现将其罪状归纳：其一、对国民党反动派旧情难忘（亮出搜缴的日记本）；其二、不尊重领导，我行我素；其三、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其四、不关心同事，待人冷漠；其五、笼络病人人心，树立个人威望；其六、过分关心女病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那个年轻的医生也戴上了红袖章，最先从队伍中走出来，高举拳头，领喊着口号——“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全体与会人员跟着举起拳头高呼着口号，口号声响彻云霄。一些“红袖章”陆陆续续走到主席台跟前，一些急于想表现自己的群众也涌了过来。他们都在大喝：“低头认罪！”“打死你这国民党反动派！”

这里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不是在纳粹德国；钱大夫是华夏子孙，也不是犹太人，有什么可怕的？他心底无私，何罪之有？堂堂七尺男儿，怎能低头下跪！

“红袖章”搬来了几块砖挂在了钱大夫的脖子上，终于使他低头了。接着“石破天惊逗秋雨”——雨点般密集的巴掌、拳头落在了钱大夫的头上、身上。当护士的妻子赶快从队伍中走出来，向革委会领导磕头并哭着说：“老钱本来头部有伤，不能再打了呀！”主席台领导命令几个“红袖章”将“反革命婆子”拖下去等会儿和“反革命分子”一起游街。她拼命挣扎，高呼“毛主席万岁！”

此时，钱大夫已确定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对象了，毛主席怎救得了他？文革时期的民主、法制已不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保护伞了，钱大夫只能听天由命了。

钱大夫眉头、鼻孔、嘴巴都在流血，口里吐出一滩血时，有两颗门牙掉落在地。六十几岁的祖母看到这惨烈的场面，哭喊着：“打不得了，打不得了！”其他上了年纪的群众也挤过来跟革委会领导说好话，不能再打了。

革委会领导终于叫停了，对这次批斗会进行了小结：“这次批斗会非常成功，涌现了不少积极分子，他们能够分清敌我，‘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现在将‘反革命分子’及‘反革命婆子’拖下去准备游街。”

院长要那个中年医生给钱大夫做了简单的伤口止血包扎，钱大夫很快背着了一块“反革命分子”的木牌标签，被一些“红袖章”拉着游街去了，祖母流着泪回到了母亲病房。母亲知道钱大夫被打后心里挺难受的，交代祖母第二天回家弄几个红苕来看一看钱大夫。

第二天，祖母把四五斤苕提到了医院，但没找到钱大夫，估计他在家里养伤，还好看到钱大夫的妻子仍在上班，正好可交给她。几斤苕在我祖母和钱夫人手间推来推去，过来了几位护士，一个护士说：“老钱在家养伤需要营养，嫂子收下吧，别辜负了老人家一片好心啦！”其他护士也劝她收下。钱夫人勉强收下了一个稍大的，其它的分给了另外的护士。第三天钱大夫在妻子的搀扶下，来查看他前些日子接受的几个重病人，走到我母亲床前把一处方交给了我祖母，说这几日坚持打针，再每天加喝一剂中药，四天后就可出院了。母亲看到钱大夫头上的绷带还血迹斑斑，感动得流泪了，对钱大夫说：“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您受苦了，他们为什么要折磨您？”钱大夫说了一句：“这没什么，我是经得起考验的人，总有一天他们会改变对我的看法，认为我是一名合格的医生。”

第四天上午八点，院长跑来紧急通知，除留一名护士值班外，其余人到办公室前面场地开一个小时批斗会。母亲和祖母也参加了，这次参加的“红袖章”比上一次的多一些。三四名造反派把钱大夫从家中架了出来，走到了主席台前。革委会领导同样公布钱大夫的罪状，在上次公布的罪状后添加了一条——收取病人财物。祖母准备上台理论，母亲因怕受牵连拦住了祖母。这次院长带头喊口号了：“打倒国民党腐败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主席台下绝大部分人跟着喊起了口号，响亮的口号声在医院上空回荡。

“红袖章”和想表现一下自己的社员都挤到了主席台前。由于钱大夫头上有厚厚的绷带，施暴者怕打在他头上打不疼他，因此拳脚都打踢在她的胸部、腹部、背部。钱夫人要保护自己的丈夫，豁出去了，冲向那群人要与他们拼命。站在外围的年轻的“红袖章”飞起一脚将她踢倒在地，她坐在地上哭着、闹着、喊着——“毛主席万岁！”“你们这群豺狼，为什么要对老钱这样！”“老天啦！你睁开眼看看呀！老钱是个好人啊！”钱夫人骂着、哭诉着，忽然休克了。两个“红袖章”把她拖到了会场外，几个护士壮着胆子把她抬进了病房。混乱之际，那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医生拿起一条长凳使劲朝钱大夫撞去，正好撞在他的肋骨上，这一招太狠了，真要命！只见钱大夫蜷曲着身子在地上滚来滚去，就像刚杀的鸡子在地上扑过来翻过去。一个小时终于过去了，钱大夫被几个“红袖章”拖到了病房。母亲和祖母不停地擦眼泪，后悔不已，不该提苕看钱大夫。

下午，来打针的护士告诉母亲，钱夫人刚刚在办公室里找院长求情，对院长说：“院长啊！看在老钱与您同事多年的分上，救救老钱吧，怕是他肋骨断了，伤到了脾脏，内出血，他正发热，处于昏迷状态……只有转到荆州人民医院治疗才行啊！”“不行！革委会说过，不许老钱乱说乱动，他要接受人民监督，我做不了主。”钱夫人离开办公室时似乎精神恍惚，喃喃自语：“老钱啊，没有人救你，我也救不了你，放心吧，我会把咱们的儿子抚养成人的。”

出院那天，母亲和祖母看到几个护士在流泪，明白了，钱大夫辞世了！院长早早的过来通知“四不”——不许开追悼会，不许吊丧，不许哭闹，不许放鞭炮。母亲和祖母离开医院时，院子里冷冷清清，没有看到一张讣告，只增加了一条横幅：“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隐约听到了钱夫人和他儿子的凄厉的嚎哭声……

夜晚，祖母戴着斗笠，怀里揣着一挂鞭，悄悄来到了横沟子（横市），在公路旁的树林中找到了钱大夫的坟墓，磕了头，放了鞭就赶快溜走了。

当时，28岁没有文化的父亲知道了此事，怕受牵连，影响自己的前程，对祖母和母亲大发脾气，并叮嘱她们以后不许提起此人。

十年后，公路扩建，钱大夫的坟墓无人迁移，被推土机推掉了，他遗骨无存！

叨陪鲤对，母子沾巾；两个时辰，震撼心灵。我安慰母亲：我会记住钱大夫这个人的，一回单位就向领导请两天假，带您去荆州人民医院检查身体，一定能找到和钱大夫一样好的医生。

回到学校后，我一直惦记着钱大夫，觉得有写一点文字来寄托我对他的哀思的必要，在我心里，一定要为他树碑立传。我要告诉我们的子孙，牢记那场摧残人性、摧毁文化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史为鉴，珍惜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我要警示当代社会的某些机关、单位、社团……有没有民主气氛，有没有团结互助的精神，有没有仁义道德……要健全民主与法制，反对官僚主义，整治腐败作风，杜绝嫉贤妒能、极端利己主义的歪风的滋生。我要告诫所有的中国人绝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文/姚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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