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唐山发生了一场震撼世界的毁灭性大地震，全市建筑顷刻间化为一片废墟。

　　唐山大地震是1976年7月28日发生在中国唐山的特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03时42分53.8秒，在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东经118.2°，北纬39.6°)发生了强烈地震，中国政府宣称强度是里氏7.8级，震中烈度XI度，震源深度22公里。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受到严重波及，地震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公里。造成24.2万人死亡，16.4万人重伤，倒塌民房53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

　　当日07时17分20秒和当日18时45分34.3秒，分别于河北省滦县和天津汉沽发生两次较强烈余震，余震的震级分别为里氏6.2级和里氏7.1级。两次余震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使得很多掩埋在废墟中等待救援的人被继续倒塌的建筑物夺去生命。

　　前期：1967年10月，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在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议上指出，“应向滦县、迁安地区(属唐山地区)做些工作。如果这些地区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

　　李四光（1889年 - 1971年），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香炉湾人，蒙古族。首创地质力学。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

　　190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弘文学院、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1911年回中国。1912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地质学，191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中国，任中华民国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再赴英国深造，1927年获伯明翰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中国，后在南京参与创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并任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直至1948年。

　　1932年李四光出任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9年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地质部部长。1952年曾任北京地质学院首任校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6年初/距唐山大地震不到半年

　　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综合唐山市40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到7级强震发生。

　　1976年7月6日/距唐山大地震22天

　　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物局地震办公室做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预报。

　　1976年7月7日/距唐山大地震21天

　　山海关一中的地震科研小组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大地震14天

　　北京市地震队电告国家地震局，出现七大异常，要求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和渤海沿岸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近百名中国地震界官员、专家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

　　唐山二中田金武老师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赵各庄矿地震台姜义仓在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会商会上正式提出：唐山即将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距唐山大地震12天

　　乐亭红卫中学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发出书面地震预报意见：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大地震6天

　　山海关一中的地震科研小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意见：7月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26日/距唐山大地震2天

　　国家地震局汪成民等一行15人到北京市地震队听取汇报，北京队提出，发现临震七大异常。

　　1976年7月27日10时/距唐山大地震17小时

　　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人听取了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等的汇报。之后，查志远决定，下周一开会研究一下，让汪成民等先去廊坊落实水氡异常。

　　1976年7月27日16时/距唐山大地震11小时

　　吕家坨矿地震办公室的赵声和王守信两人通过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做了紧急震情汇报：第二个峰值一直在上升、上升、上升……

　　1976年7月27日18时/距唐山大地震9小时

　　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

　　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

　　地震造成的大规模伤亡和损失主要归结于地震发生的时间和突然性。唐山地震没有小规模前震，而且发生于凌晨人们熟睡之时，使得绝大部分人毫无防备。

　　唐山被认为地处地震灾害发生率相对较低的地区。很少建筑拥有较高抗震级别，而且整个城市位于相对不稳定的冲积土之上。

　　1975年海城地震发生后，京、津、唐地区受到地震预报有关部门监视，并一直持续到唐山地震发生之前。中国政府最终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地震预报，以致唐山市最终对此地震没有积极预防。

　　河北省青龙县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防震减灾效果。全县无一人直接因地震丧生，仅一人因心脏病突发死亡。

　　地震摧毁了方圆6至8千米的地区。许多第一次地震的幸存者由于深陷废墟之中丧生于15小时后的7.1级余震。之后还有数次里氏5.0至5.5级余震。在地震中，唐山78%的工业建筑、93%的居民建筑、80%的水泵站以及14%的下水管道遭到毁坏或严重损坏。

　　地震波及唐山附近许多地区，秦皇岛和天津遭受部分损失，在距震中140千米的北京，也有少量建筑受损。在如西安般遥远的城市甚至都有震感。

　　官方提供的死亡数字为242,419，其它数据或数倍于此。是现代死亡人数第二的地震，仅次于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

　　时值文化大革命，震后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援助。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却豪情万丈。１９７６年，中国依然处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文革”时代，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别的国家发生灾害，我们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援助他们；而我们自己受灾，就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思潮之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无异于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乃至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向西方示弱。

　　访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我总有一种犯罪感

　　刘占武，这位当年唐山地震监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事隔20多年后终于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

　　刘占武，1976年任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业务组组长。从1979年起，担任中心台台长，直至2002年退休。 这位当年唐山地震监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事隔20多年后终于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为张庆洲调查唐山地震漏报真相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内容。

　　刘占武也是钱钢《唐山大地震》一书中的人物。钱钢描述了震后受伤的刘占武被群众唾弃的过程，这部分的小标题是“‘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

　　记者：请介绍一下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地区的地震监测情况。

　　刘占武：当时唐山地区监测地震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唐山监测中心台，还有一个是唐山地震办公室。我们中心台是专业队伍，唐山地震办公室管辖唐山市市区范围内的地震台，是业余地震监测队伍，负责人是杨友宸。我们两家是平行机构，两家上面还有一个机构，是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

　　杨友宸这个人非常能干。他东奔西走，在唐山市建起了几十个地震监测台站。遗憾的是，地震前不久，他被弄到干校去了。

　　记者：地震前，你们掌握了哪些情况？

　　刘占武：我们管辖的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地电阻出现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到了1976年上半年，地电阻率值下降得相当快，很不正常。我们先后到昌黎后土桥地震台检查了3次，线路没有问题，也排除了干扰。

　　记者：听说杨友宸下辖的地震台站很多出现了异常，而且有的台站还做出了明确的地震预报？

　　刘占武：是。唐山二中的地震台、唐山八中的地震台、马家沟矿地震台都和我们交流过震情。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还发出了地震警报。杨友宸下面的地震台站真的很厉害。吕兴亚预报：山海关西南100公里左右的地方(正好是唐山南火车站附近)，7月底8月初将发生6到7级地震。侯世钧预报：7月23日前后，唐山将发生6到7级地震。

　　记者：吕兴亚和侯世钧的地震预报报给你们中心台了吗？

　　刘占武：报给我们了。

　　记者：接到他们的预报之后，你们是怎么做的？

　　刘占武：我们向上级机构，就是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做了汇报。当时我说，第一，应该肯定他们的大胆预报，这种探索精神是可嘉的。第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现在地震预报尚处于探索阶段，不能说人家的预测结果完全不对。第三，我们认为应继续观察。

　　当时已经有昌黎后土桥地震台出现异常，又有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的短期预报，还有唐山二中、唐山八中、马家沟矿等好几家监测台站提出可能发生大震。我们收到的异常资料已经很多了，当时应该立即要求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会商，可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做，而是提出继续观察，延误了战机。

　　记者：你觉得当年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原因在哪里？

　　刘占武：没有做好专群结合。当时对于吕兴亚和侯世钧的预报，我也是将信将疑，有点看不起群测群防的土方法，觉得他们用的是土地电，只能打到地下几米深，而我们专业台用的地电能打到地下1000多米深。现在看来，他们搞了多年的监测，经验丰富，能够敏锐地捕捉地震信息，也积累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料，他们才是真正的专家。

　　另外就是国家地震局的作用没有发挥好。专业地震队和地方地震工作队是地震预测的两条线，这两条线的交汇点应该在国家地震局。

　　记者：如果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今天，唐山灾难能够不再重演吗？

　　刘占武：很难说。

　　记者：为什么？

　　刘占武：地震预测要靠两条腿走路，专群结合。可唐山大地震以后，群测点都撤了。

　　记者：既然群测群防那么重要，怎么反而撤了呢？

　　刘占武：(沉默)。

　　记者：这些事当年你向《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说过吗？

　　刘占武：没有。

　　记者：那你为什么20多年后又讲出来？

　　刘占武：我总有一种犯罪感。

　　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以及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严格要求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

　　这种对待灾难新闻的理念可从１９５０年４月２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窥其一斑，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

　　这种以牺牲受众知情权为代价的灾难报道思想，从建国初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初期，并且牢牢控制着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在报道方法上，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作为主体——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

　　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来说，当时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就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这种报道理念把受众对于灾难的知情权弃置一边，过分强调非新闻性或新闻性不强的政府和社会行为因素，给人留下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避实就虚的感觉和印象。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国发生了两起重大的自然性灾难，那就是举世震惊的云南通海大地震和河北唐山大地震。笔者考察后发现，我国当时的新闻媒体对这两场大地震的报道，就为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作了一个非常准确而生动的注脚和诠释。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一般来说，每当灾难发生时，受众都想尽快了解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同时及时和如实的报道也便于灾区尽快得到救助或防范灾情的扩大及再次发生。

　　可是，这则消息对地震灾情的报道却较为简约，导语上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作为新闻由头，而对受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亡多少人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

　　灾情被隐瞒了，受众对这场地震的知情权被媒体无情地剥夺了。直到事隔三年之后的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７日至２２日召开的我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于是会议闭幕第二天即１１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刊登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２４万多人》。这条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在人们几乎快要对此事渐渐淡忘的时候才姗姗来迟，新闻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旧闻”逸。

　　虽然云南通海那场大地震早在１９７０年１月５日就发生了，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提前６年多，但外界对这场地震的知情程度远不及唐山大地震。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对这一灾难的报道范围、力度、时效比唐山大地震还要逊色。

　　直到事隔３０年之后的２０００年１月５日，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３０周年祭集会时，才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这场大地震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尘封了漫长岁月的“秘密档案”才得以解密，重见天日。这场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为１５６２１人，仅次于唐山大地震，是２０世纪中国百大重灾之一肄。

　　灾难降临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在失去理智的“革命热潮”面前，这场人类灾难的真相被掩盖起来，见诸报端的新闻，充满了空话套话，既没有受灾地点的具体方位，也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等，信息模糊，语焉不详。

　　翻阅了这一时期的各大报纸，我们仅从地震发生４天之后的《云南日报》上找到了有关这场灾难的新闻报道，标题为《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

　　在其后的《云南日报》上，我们还发现几段令今人啼笑皆非的报道：“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

　　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看到红宝书和画像）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通过考察这两次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我们发现，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法上，当时的传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而且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

　　在这两次大地震的报道中，甚至连有些段落、句子也几乎是一模一样。如果把这种报道方法纳入到当代的视野中来分析，我们将无法理解当年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灾难新闻报道方式以及产生这种特殊报道文体的政治动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灾难性事件，受众对它应该拥有最基本的知情权，新闻传媒应该有其最基本的新闻运作规律。然而，在那个年代这些权利和规律全被无情地剥夺了。这是一出时代的悲剧，也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新闻传媒不堪回首的一出悲剧。

　　唐山大地震后30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历程

　　２００４年底，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后，中国对受灾国家和人民给予了及时、积极、真诚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宣布，向受灾国提供价值２１６３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和现汇援助，不久后又追加５亿元人民币的救灾款。这是中国政府及民间第一次对外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救灾捐助。

　　２００５年８月，“卡特里娜”飓风导致美国新奥尔良地区损失惨重，中国政府向美国灾区人民提供５００万美元救灾援助。这是中国首次向发达国家提供救灾援助。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巴基斯坦发生大地震后，中国政府迅速提供救灾款物，并派出多批搜救、医护人员赴巴地震灾区参与国际救援。

　　今天，援助与被援助——这样的国际救灾活动在人们眼中是合情合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如果将史书翻回３０年前，却并非如此。

　　在１９４９年以来的历史上，我们曾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我们曾以“勒紧裤腰带，不靠外援，自力更生”而骄傲。当世界发生了变化，我们也发生了变化时，这一切已成为历史，渐渐离我们远去，许多年轻人甚至不太清楚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往事……

　　然而事实依然清晰地记录在共和国微微泛黄的史册中。这段历史绝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因为她曾经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见证着共和国近３０年来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历史不应被轻易遗忘，因为我们都从昨天走来。

　　１９７６：唐山，这座上百万人的重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整个世界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波。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中国却斩钉截铁地说“不”！

　　记忆中的１９７６年夏天格外闷热，大地蒸腾着湿热。此时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只是当时人们尚不知晓罢了。４月５日，在天安门发生的一切唤醒了人们心中蕴积已久的希望。酷暑骄阳下一切都在躁动，躁动中又潜伏着不安……

　　７月２８日凌晨３时４２分５３．８秒，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仍在沉睡。

　　这座河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以占全国万分之一的面积和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百分之一的产值，拥有全国最大的煤矿——开滦矿，可谓中国国民经济大厦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然而，一秒钟之后——有如４００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１６公里处的地壳中猛然爆炸！

　　唐山上空电闪雷鸣，大地上狂风呼啸。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在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在地震中２４２７６９人丧生，１６４８５１人伤残。可计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３０亿元以上，而用于救灾和重建的投资几乎无法计算。

　　从唐山赴京的求救人员风驰电掣地赶到中南海，一见中央领导就哭着喊：“首长啊，唐山全平啦……１００万人，至少有８０万还被压着呐！”在场的人都哭了……

　　整个华北在剧烈震颤。

　　整个华夏大地在剧烈震颤。

　　整个世界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波！

　　在表示震惊和遗憾的同时，世界各国纷纷主动表示了援助中国的意愿。

　　７月２８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盖茨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援助。

　　７月２９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致电中国总理华国锋，称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下院宣布：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以后，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

　　７月３０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宫泽喜一外相的建议，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外务省已动手准备发出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宫泽外相还指示日本驻华大使孝川，要他向中国政府转达：一旦中国方面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

　　地震过去了好几天，中国却还没有向任何国家提出求援。敏锐的国际舆论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中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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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月３０日，美国《新闻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通讯社报道人民的生命财产有很大损失。这使人几乎不容怀疑，一定需要做出巨大的救灾努力。中国决心自己解决它的问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社论也指出：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地自力更生，这是他们的民族风格……

　　果不其然，在上述两篇社论发表的同时，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谢绝外援。

　　３０日，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并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日本共同社引述中国外交部的话说，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

　　《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原因：“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这意味着中国委婉地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由联合国提供援助的建议。

　　据前国防部长、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将军回忆，有位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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