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
桑塔格认为本雅明是个深具“
深刻的忧郁”
气质的人，她极细腻地分析了这种气质：身体孱弱、性喜沉思、敏感孤僻、行为古板、隐藏的激情等等，并与本雅明的作品及生平对证，文字透出一种让人感伤的宿命色彩。我眼前出现的影像，却是我国一代宿学王国维。
两人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都生在国运飘摇、战火连绵的时代。本雅明身为犹太人，纳粹横行时，仍苦留在他认为是文化阵地的欧洲，宁愿成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大战发生后，本雅明自杀在逃亡的路上。而王国维，沿着这气质一路行来，其悲剧的结局，似乎也是注定了的。
忧郁沉潜的气质决定了王国维选择研究的方向。
1898
，王国维再次乡试落第后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学习新学。“
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王氏忧郁的禀性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一拍即合，但是最后收获却是“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枋徨。接下来填词成功使他在文学中找到了乐趣，遂转向文学研究；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欲为哲学家，则苦于感情多而知力寡；欲为诗人，则又苦于感情寡而理性多，所以愈加苦闷，在文学、哲学之间徘徊不定，不能决定专攻方向。1909
，转向戏曲研究。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破了他怡情弄性的生活。跟随罗振玉流亡日本京都之后，处在漂泊异乡、家国无望的时期，内心之苦闷显而易见。罗振玉此时起到了精神导师的作用，他坚定地告诉王国维：“
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未由也，期与子共勉之。”
王国维如闻雷击，觉得自己从多的蒙昧中苏醒。以前觉得济世无
门，才灰心于文学戏曲研究。现在罗振玉指出道路，让王国维看到了他一直苦苦追索的人生价值所在，为了道统(
儒家传道系统)
，他毅然抛弃哲学、文学、戏曲，坚定地转向经史考证。
性格忧郁的人喜好译解神秘的事物。王国维沉入甲骨残片的破译中后，著《殷周制度论》，认为“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流露出帐望周孔的感伤。他努力在断瓦残片之中辨认着中国文化的昔日身影。在上海时，曾与学生庄敬严肃地演习古礼，亲自设计搭盖“
芦殿”
，叹之为“
极美之事”
。“
五四”
以后，王国维面对文化无法挽救的陨落，蓄起了辫子，摆出世人皆废我独特的悲壮姿势，这与他最后走向死亡已不远了。
忧郁的人行事刻板，他们是自剖的大师，毫不宽容、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惩罚。
王国维遗书云：“
五十之，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他用自己迷恋的悲剧形式遽尔撒手，让后世之人去深哀痛惜和费心猜度其由。1923
，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
南书房行走”
，由一个秀才荣升为“
帝师”
。他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寄望于溥仪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天下共和大势浩浩汤汤，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1924
，冯玉祥率军“
逼宫”
，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作为溥仪册封的命臣，将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条约的行为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等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中国士大夫自古名节观念极重，王朝更替时，必有一批士人眷恋旧朝，甚至以死相抗，传统价值观往往使这样的士人青史留名。既然没有死成，王国维在心理上便觉得名节有亏，遗书中说“
只欠一死”
，应当是指此次自杀行动。后来北伐军一路成功，天将变色，王国维眼看溥仪不保，猜测北伐军一旦进京，自己的一场大辱在所难免，自杀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苏珊·
桑塔格说：“
他带着所有残篇断简、他的抗议态度、他的沉思和梦想、他的无尽的忧郁，和他向下望的双眼，将在最后审判面前，对他所占据的全部位置和一直到死对精神生活的捍卫，作出辩护。”
这同样适用于王国维。这些忧郁的天才总是过分敏感，莫名地痛苦，最终为他们的忧郁气质和天才的某种偏蔽所累，走着一条近乎宿命的长道，直至上苍收走了他们。而这也是注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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