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这篇文章，拟谈一点自今溯古或自古至今关于气节问题几件往事，套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名言格调，也写几句开场白：这是一个最讲气节的时代，又是一个最讲不清气节的时代。这是一个最讲民族气节、革命气节和做人气节的时代，又是一个最讲不清这些气节的时代。这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时代，又是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可分离地相互联系和对立统一的时代。一、关于气节问题争议之由来这几年，也可说改革开放以来吧，关于气节问题的争议，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原本在气节问题上已成历史“论定”的某些人和事，转眼之间往往成了质疑或翻案的对象，而且这一类对象的名单，越来越长了。远的暂不说，只说现当代人们记忆尚新的三大历史阶段发生的一些人和事：1927-1936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7-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做叛徒，这是革命气节。抗战时期，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中国人首先要求的是民族气节，爱不爱国就看你做不做汉奸。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时期，考验的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和做人的底线，不卖友(师)求荣，不落井下石，成为做人的气节问题。从目前争议的情况看，这三大气节问题，各有争议的人和事；但争议最多的，集中在抗战时期的汉奸问题和政治运动时期的卖友(师)求荣问题上面。既有争议，必有正反两方，而这次正方的两位主将，恰好是我的朋友兼同事何满子和陈福康二位先生。满子年长于我，为当代杂文一大家，生平疾恶如仇，我常说他是当代“汉贼不两立”论的坚定拥护者，对沦为汉奸之流的文人自然不屑稍假以颜色。就在他去世前一两年，写过一篇关于胡兰成、张爱玲的汉奸身份文章，称之为“一对狗男女”，在报上引起围攻。有的文章讥讽道：“都这把年纪了，火气还这么大！”(大意)我觉得，满子用词虽似过严，但这位批评者以年龄来嘲笑对方，潜台词所含轻侮之意，跃然纸上。以满子的辩才与笔力，立即回敬一文，应轻而易举。但我认为这种离开了主题的笔仗，实不值一打。当与满子通电话谈及此事，他沉吟一下，说：“元化也是这个意思。”元化指王元化先生，朋友或同事们平时都这样当面叫他，他做了部长(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也未改变。我素知元化是经历并参与过抗战时上海租界地下党领导的文化战线对敌斗争的，对于当年文化汉奸之流活动情况清清楚楚。我几次见他对着朋友和弟子们，谈及当年敌我斗争时对汉奸的激愤之情，至少其中有一次也曾当众大发一通“火气”。
如众所知，满子同时也是对“胡风案”主角之一的舒芜交信行为，曾有穷追不放的系列批评文章。如今满子与舒芜虽已先后逝去，但争议并未停息。就在今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上，登出了一组为舒芜辩护的文章，有“时代环境说”，有“历史责任说”、“被动交信说”，还有“总督犹大说”，等等。可惜满子以及一些已逝同案受难者如梅志、绿原等人，都已看不到这些辩护文章了。这次气节问题争议中另一位正方主将陈福康，也是我出版社朋友，虽仅一度同事，年逊于我，相识也近三十年，是知名研究鲁迅、郑振铎和南宋爱国学者郑思肖专家。他在张爱玲的《小团圆》受人大炒大热之际，却写了一篇《张爱玲的文品和人品》，投稿一家报纸。编辑请两位“懂行的”专家评审，一位专家审稿意见说：“我最讨厌拿民族主义说张爱玲的事儿。”另一位专家意见说，他“极讨厌”“所谓的‘民族大义’”了，评语最后的结论是“强烈建议不登”。最后幸得《博览群书》大度收容发表了这篇文章。(以上引语均见于2009年10月《博览群书》所载作者此文后记)事实上，这两位“懂行的”专家意见，倒是具体反映了当前在气节问题上的反方观点，很有代表性，即“民族主义”或“民族大义”亦即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气节，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不值一提了。延伸开去，是不是也意味着历史上所有的反侵略抵抗(自然也包括尚在人们耳目中的八年抗战)全都是咋呼出来的事儿呢？看来关于“民族主义”或“民族大义”，亦即民族气节问题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这场争议中的正方，显然已处于下风，因他们的文章已不受某些报刊欢迎，不大容易登载出来。这原因其实并非今日方有，而是其来有自，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罢了。这源头，还得从奉为国学经典的《论语》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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