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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觉得党中央、毛主席可能不了解彭总的认识和表现，到底执不执行揪彭指示，要由王大宾到成都后决定。王大宾听他们汇报后，认为他们的意见有道理，决定暂不执行揪彭指示。

彭德怀 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07期，作者：阎长贵、王大宾，原题：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阎长贵，求是杂志社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王大宾，“文革”中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学生。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戚本禹通过阎长贵布置“揪彭任务”

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撤了他国防部部长职务，到1965年又亲自点将，让彭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并于9月23日约彭德怀恳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笔者按：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时，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去西南地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经过这样开诚布公的畅谈，彭德怀就到西南三线去了。然而时间没过3个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好”，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参见《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尽管“文革”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但这几句话对彭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对他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阎长贵没多想什么，就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他本人的觉悟和认识，他也不会提出什么，他所想的就是，戚本禹交代的任务，一定好好去完成。

戚本禹谈话的当天下午，阎长贵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找朱成昭（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见面后，阎长贵跟他说了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我去不了，王大宾外出串联在武汉，他做事细心，可以派他带几个人去四川，一定能完成任务。”这样谈定后，阎长贵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地质东方红”一把手，首都红卫兵“三司”负责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五年级学生，“东方红”公社二把手）

这里顺便说一下，纪希晨先生在他所著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说：“12月（笔者按：指1966年12月），江青打电话对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斌（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见该书上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是事实，问及有关人，没有这回事。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1138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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