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9日，蒋介石重庆的住所附近有枪声，他急忙于第二天逃到成都。12月20日，蒋介石的住所——中央军官学校附近出现“可疑人物”，于是他在恐慌中登机升空欲从广东逃往台湾。

　　这时，广州已经解放，解放军15兵团接管了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问:“是谁的飞机呀？”成都方面说:“是蒋介石的，下午2时从成都起飞，大约3时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湾。”

　　

　　广州机场得到这个情报，立即报到洪学智那里(时任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广州机场我军接管负责人的意见，一是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二是干脆打下来。

　　洪学智把他们找来，问他们把握性如何。他们说:“机场现在有战斗机，而且有好飞行员。飞行员中有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空军中的‘四大金刚’之一，飞行技术很好。他说不成问题，积极要求执行这次特殊任务，争取立功。如果拦截不成，我们就用高射机关炮将它打下来。” 于是，洪学智到了叶剑英(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住的小楼。

　　叶剑英听完报告后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是大事。”洪学智说:“有点像西安事变。”叶剑英说:“倒是应该让他下来看看。”洪学智说:“那就这样办吧。”叶剑英说:“那得请示中央。这样，你把此事报告中央。我们意见是用战斗机迫降，或者打下来。”

　　可是中央的指示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眼看飞机要飞过来了，机场不断打电话催问。洪学智也很着急，就去同叶剑英商量。

　　叶剑英问:“北京有回音了吗？”“没有呀。”“没有，就不能干！”“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那样也不能干。”“让头号战犯跑掉，太可惜。”“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反正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我们只是拦截下来，不伤害他。”叶剑英还是摇头说:“这也不能干。”

　　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叶剑英司令员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我军只好放弃了打蒋座机的方案。

蒋介石专机机长忆：蒋离开大陆的最后时刻

　　澳门《新华澳报》刊文披露了蒋介石的专机机长衣复恩的经历。

　　原文摘录如下：

　　蒋介石的专机机长衣复恩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他驾驶着中美号，在成都的凤凰山机场，载着蒋介石离开了大陆美好河山。衣复恩回忆说：这是蒋介石从政生涯中最心酸的一刻，“他坐在飞机上，一言不发。”

　　衣复恩担任蒋介石的座机长，始于一九四三年。这一年，蒋介石、宋美龄恰好有一次贵阳之行。当时的蒋委员长并无专机。先一天，衣复恩奉航委会主任周至柔命令，翌日载蒋介石夫妇由重庆至贵阳。任务重大，衣复恩先飞贵阳，测试航线和场地。第二天，即在C-47运输机上绑了两张藤椅，做为蒋氏夫妇的座位。此时的这架飞机，既无空调也不隔音，蒋介石的侍从们分坐机舱两旁的铝制座椅，蒋氏夫妇则坐在临时固定的藤椅上。不过，此次航行非常顺利，蒋介石很满意。此后，衣复恩曾多次以这种简陋方式，载着蒋介石出巡。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罗斯福总统去世，杜鲁门接任。杜鲁门继续加强中美联盟，向中国政府示好，赠送一架座机给蒋介石。该机由C-47改装，机身为银白色，机内陈设考究而舒适，座椅一律为沙发，前舱为一间办公室，有一张软床，另有厕所和简单的厨具，空调和隔音设备当时也属上乘。蒋介石亲自命名为“美龄号”，衣复恩也因为驾机技术出众而成为专机的机长，不再接受其它任务。

　　任专机机长十年后，衣复恩当上了台湾“空军情报署长”。二零零零年，衣复恩出版了《我的回忆》，该书披露了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蒋氏父子与美国CIA合作，派遣空军飞行员到大陆秘密侦察历史。

　　衣复恩在书中透露，这类间谍飞行在台湾只有三个人有权指挥：衣复恩─蒋经国─蒋介石。据悉，蒋介石还喜欢秘密召见U-2(黑描中队)成员，对于U-2拍摄的照片，也常常亲自过目。有一次，黑描队员甚至奉命绕道拍摄了蒋介石家乡溪口镇的照片，照片上，王太夫人的墓地都看得一清二楚。衣复恩回忆说，每次黑蝙蝠或者黑描完成任务返航，美国的专用飞机早巳在新竹基地守候，等飞机落地停稳，美方人员立即登机，拆卸飞机上的电子监听设备，把搜集的情报资料带回美国分析。

蒋介石乘机飞台湾 叶剑英手下留情未攻击

　　解放军在1949年横扫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无奈之下选择台湾为“不能再退的后方”，于是，他在1月21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代总统，并于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抵达台湾。在蒋介石乘飞机逃往台湾时，中共本有机会将飞机打下来，但由于叶剑英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而错失了这个机会。

　　蒋介石无奈下台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过半，解放军将战线压至长江一线，国民党统治面临垮台的命运。此时，蒋介石的后院又起火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公开要求他下野，与共产党和平谈判。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退路了。

　　蒋介石的哭泣

　　蒋介石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发布命令，正式任命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

　　陈诚得令后，于1949年1月5日即迁入台北主持政事。1月18日，蒋介石再任命陈诚兼台湾省警备区总司令；3月，再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这样，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开始替蒋介石经营台湾。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日，蒋介石通过中央社发表“新年文告”，呼吁“国共和谈”。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战犯求和》，将蒋列为战犯，拒绝和蒋介石谈判。1月14日，中共再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第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并蒋名列战犯名单之首。

　　蒋介石已无退路，只有下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为退守台湾做准备

　　1949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其上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蒋经国拿出一封蒋介石的“手谕”，上面明令俞鸿钧尽快将全部库存的黄金、白银和美钞运往台湾。当时，国民党经过“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归国库，估计有库存黄金390万盎司以及7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相当于7000万美元的白银，合计约5亿美元。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台湾。后来李宗仁虽然撤换了俞鸿钧，但也未能阻止国库“大搬家”行动。李宗仁还命令陈诚将已经运往台湾的黄金、外汇和白银运回大陆，但连李宗仁的命令只不过是一道废纸。

　　被抢运到台湾的还不只是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资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让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成为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对于搬不走的或来不及搬走的水电站、发电厂等，蒋介石则命令炸毁。

蒋介石仓惶逃往台湾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天，百万大军在一千里战线上横渡长江，蒋介石苦心经营达三个月的长江防线瓦解。

　　解放军在4月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首都”失守，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则飞回老家桂林，并随后以治病为由经香港飞赴美国。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四川，蒋介石也赶到重庆指挥，并在此度过了他在大陆过的最后一个生日——63岁生日。

　　11月30日，重庆失守，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7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率国民政府各部门从成都逃往台湾。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10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自此，成都已成为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

　　就在刘文辉宣布起义的当天下午，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仓惶逃往台湾。

　　叶剑英手下留情

　　1949年12月10日，解放军15兵团已接管了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在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得知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将在下午三点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

　　白云机场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到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处。广州白云机场解放军接管负责人建议，可以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或者是干脆打下来。

　　洪学智在了解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之后，将情况报告给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

　　叶剑英表示要请示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久久不来，洪学智当时要求“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但叶剑英认为“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

　　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又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蒋介石终于顺利飞过广州，逃到了台湾。

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到底运去了多少财宝

　　1949年前后，150多万吃“皇粮”的人口突然涌入台湾，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无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在这种经济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居然挺了过来，还使台湾创造出经济增长“奇迹”，这中间有什么秘密呢？

　　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岌岌可危，退守台湾已势在必行。蒋介石以其“精明”之道，在退守台湾前，将国库中的黄金、美钞、银元偷偷地运到台湾，来个釜底抽薪，使李宗仁的代总统“总而不统”，无法控制国民政权的局面，而且没有与共产党“和谈”的本钱，丢给将来的毛泽东、共产党政权一个烂摊子，使其难以维持大局，并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使他们知道，中国非有蒋介石不可。

　　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曾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时已去职在香港逗留的蒋介石的亲信俞鸿钧，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溪口拍来的电报，要他想方设法将国库中的黄金提出来秘密送到台湾，并叮嘱再三，“千万要守秘密！”

　　2月14日下午，一架由香港飞来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此时上海进入临战状态，机场四周，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往来旅客悉数搜查。当头戴一顶黑色礼帽，身穿一袭黑色风衣，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的俞鸿钧一出飞机弦梯口时，立即引起了宪兵们的警惕，他们把俞鸿钧引至候机室，进行了审问。俞鸿钧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但却拿不出任何证件和证明，宪兵们哪里肯信。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宪兵提出和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汤恩伯联系一下，在电话机旁守候多时，终于和汤恩伯接上了话。汤恩伯立即派车到机场迎接。这时，宪兵们才知道他不是冒牌货，而是位大“长官”，立即向他道歉。俞鸿钧摆出“长者风度”，与宪兵们一一握手道别，嘉许了他们“恪尽职守”的精神。

　　俞鸿钧在汤恩伯的帮助下，撇开了当时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刘泗业，直接与自己原来的旧属取得了联系，转达了蒋介石转运黄金的旨意。这批旧属获知老长官的来头和来意之后，立即采取各种方案，将藏在中央银行的黄金、外币、银元做了明细账，告知了俞鸿钧，并协商了安全、可靠的运出方法。

　　安排妥当后，俞鸿钧立即告知蒋介石一切安排妥当，只等行动。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曾是自己机要秘书、时任联勤总部财务署长的中将吴嵩庆，让他在上海秘密组织运送工作，并指令：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交由蒋介石掌握，吴嵩庆只对蒋个人负责，在上海运送过程中，不得有误。

　　2月18日黄昏，一艘外表破旧的海军军舰接到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密令后，停泊到了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旁边。午夜，在一片细雨蒙蒙中，一群由海军士兵化装成的民工进入中央银行，不声不响地将一箱箱黄金运上了军舰。凌晨4时许，装运完毕，这艘军舰驶出吴淞口，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南方向驶去。

　　20日中午，这批黄金运抵台湾基隆港，当晚，俞鸿钧接到当时台湾省主席陈诚从台湾打来的电报：货已收到。俞鸿钧放心地舒了口气，随即将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

　　随后几天，还是这条军舰将中央银行的美钞、银元从上海运到厦门，有的放置几天后才运到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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