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似乎已是盖棺论定的人物。一个世纪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词，对他均持否定的评价，“窃国大盗，一世奸雄”即足以涵盖袁世凯的一生。然而，人性是复杂的，一百年前的社会环境也是复杂的，北洋集团影响和左右了清末民初三十多年的政局，对其核心人物袁世凯的评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便能概括的。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戴；小站练兵使他获得慈禧和荣禄的青睐；山东巡抚任上剿杀义和团更使他飞黄腾达。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的锋芒早在二十三岁时便已锐不可当，他发迹的地点不在中国，而在朝鲜。

　　甲申政变突然爆发

　　在壬午事变中，由于庆军抢先于日本登陆，迅速平定了朝鲜境内的叛乱，又扶持李熙掌权，朝鲜王室对清廷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清廷帮助善后，而清政府也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日本被清军抢占了先机，没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但日本人在其后和朝鲜签订的《济物浦条约》中获得了五十万元的赔款和在汉城驻军的权利，当然，这是清政府为了息事宁人而指示朝鲜作出的让步，以免日本心怀怨恨，再来滋事。

　　然而，日本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好意，他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是必争之地，因此极为反对和仇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拥有了在汉城的驻军权后，日本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插手朝鲜内政、扶持“开化派”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为将来铺路。由于吴长庆帮助闵妃平息了壬午兵变，成为她坚强的军事后盾。因此，当闵妃掌权后，亲华成了必然的选择，那些由她提拔上来的亲华派官员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势力。壬午之后，朝鲜一批激进青年流亡日本。明治后期的日本发展令他们大开眼界，钦羡不已。相形之下，朝鲜却泥古不化，死气沉沉，因此顿生亲日背华之心。这帮青年组织了“开化党”，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亲日力量自然形成，朴泳孝和洪英植等人皆为“开化”中坚。

　　开化党一回国，朝鲜新旧两派立即泾渭分明。一方亲日，一方亲华，明争暗斗，势同水火。新旧两派的斗争远远超出了朝鲜内政的范围，成为中日两国外交争端的前台戏。起初，开化党的实力远逊于守旧派，只能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一些小的改革。转机出现在李熙身上。李熙喜欢听外国新闻，朴泳孝经常借此进宫，向国王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的刻不容缓，获得了李熙的信任和支持。开化派在现行的权力框架中长袖善舞，实施了许多改革措施。守旧派出于自身利益，不断阻挠并破坏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他们将朴泳孝调离汉城，想以此架空开化派，使其改革运动受挫。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三营庆军回国驻防，力量对比开始向开化党倾斜。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王室和亲华派也开始动摇。开化党和日本认为清廷在战争期间无暇北顾，是发动政变的绝好时机，遂决意起事。政变发生之前，袁世凯已经察觉到情况有异，他将朝鲜山雨欲来的紧张局势函告给了李鸿章并提醒他，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将在八九日内返回汉城，届时可能会有事发生。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变在没有任何预兆的前提下突然爆发。当晚，开化派重要成员，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守旧派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日使竹添托病不出，袁世凯察觉气氛有异，也推托不去，只有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出席。

　　席间，开化派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以为有人在燃放烟花，纷纷外出观看。这时，埋伏在厅外的开化派党徒一拥而上，将闵泳翊乱刀砍倒，一时间宾主皆做鸟兽散，各自逃命。党徒们趁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恐吓威逼国王李熙写下了“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按预定计划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并将国王和闵妃迁往景佑宫。控制了王宫的日军和开化党新军矫诏召守旧派重臣入宫，以逸待劳，来一个便处死一个。翌日，开化党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的形式函告各国使节，那些早已同他们达成默契的使节纷纷配合演戏，晋谒国王，恭祝新政，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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