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1日，毛泽东第二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此时距他1949年3月首次成为封面人物不到两年。岁月间隔虽不长，却是一段极为重要而复杂的历史行程——国民党政权向共产党政权过渡的时代替换，大致完成。

两年之间，新的时钟开始计时，新的政权令世界瞩目。陌生伴随新奇，惊诧伴随震惊，新的中国所发生的诸多变化，让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始料不及。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太出乎通常的预料和设想。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大课题，赫然出现。整个西方，远没有足够的预热时间，做好面对红色新中国的准备，适应红色映照下的新东方。同样，红色新中国也在类似状态下面对西方。旧有的相互隔膜与仇视尚未消散，1950年6月25日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又将双方本应冷静相对、学会相互适应的状态，一下子推到了战火中直接对立甚至交战的极端。

交战情形下，历史的梳理与总结，未来的筹谋与起步，顷刻间被塞进了难以周旋的狭小空间。谁还来得及去想走出对立的极端，各自将付出多少代价?走向缓和，又该需要多少年?

毛泽东再度成为封面人物，正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出兵朝鲜参战并首战告捷的背景之下。率军在朝鲜战场作战的麦克阿瑟将军，坐镇白宫的杜鲁门总统，乃至整个世界，可以说都没有估计到，建立还不到一年的中共新政权，真的会在尚未恢复元气，经济与社会亟待重建之际，答应苏联与北朝鲜的请求，派出一支大规模军队，跨过鸭绿江，投入到一场与美国直接对立的战争。

麦克阿瑟于9月15日开始仁川登陆，扭转了战争初期南朝鲜的被动局面。收复汉城、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随后，他踌躇满志，乐观地估计要在当年感恩节(11月的第4个星期四)之前结束战争，第八军也可以在圣诞节撤回日本。可是，11月中旬，二十万中国军队一夜之间突然出现，成功反击。这一巨大逆转，令麦克阿瑟将军瞠目结舌，乐观的预言顿成泡影。

于是，与第一次相比，该期《时代》对封面人物毛泽东肖像的描绘，多了更深的、更为强烈的敌意。第一次，毛的脸庞绘以深铜色，有着陕北黄土高原的浑厚;第二次仍为浑厚黄色，色调却偏清冷。第一次，毛泽东神情自然，目光向右前方微微侧望，镇静从容，与身后书写在红底上的四个黄色大字“民主统一”，互为呼应。第二次，毛泽东眼睛正视前方，多了强悍、果断，甚至含有凶猛。最显敌意之处，莫过于在毛泽东肖像周围，画上了一群汹涌而至的红色蝗虫。贬斥之意，显而易见——数十万中国军队，正是奉毛泽东之命入朝作战。

朝鲜战场硝烟正浓，中国不顾一切派兵参战，使《时代》关于封面人物毛泽东的报道，在叙述其经历时，不仅突出其军事才能与军事思想，还以明显的敌意将毛泽东与明朝张献忠进行比较，以此而强调其对战争、对暴力的欣赏态度。

军事力量——具体表现在中国红军身上——一直是毛的特殊创造，是他的骄傲和快乐。游击战争的战略与战术，源自他的大量专业研究。他所信任的朱德总司令，他的杰出战场将军林彪、陈毅、刘伯承，一直接受着他的渊博思想的指挥。

关于游击战争，毛多年前从中国公元前五世纪的孙子兵法中获得教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他为各地的同志写过一本军事论著《战略问题》(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出版)。(即毛泽东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译注)

毛的最生动的文学形象，是用来描述军事艺术。他曾写道“游击战应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他高度称颂武装斗争：“历时十年的共产党战争，可能会让其它国家为之惊奇，但对于我们，这不过是一个序幕，历史经验写在血与铁之中。”没有别的军阀比毛有更多的血迹斑斑，即使疯狂的张献忠将军也难以超过，张在明朝时屠杀了四川三千万人(据史书应是三百万——译注)，有一碑文如下：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即史称之“七杀碑”——译注)。(《时代》，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从封面设计，到报道走笔，《时代》随处可见的强烈敌意，正是此时美国上上下下，面对中国出兵朝鲜战场而引发的震惊、气愤情绪的形象表达。

杜鲁门、麦克阿瑟推诿误判责任

关于朝鲜战争，杜鲁门、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都写得颇为详细。《杜鲁门回忆录》出版于1956年，《麦克阿瑟回忆录》出版于1964年。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两人的回忆录参照阅读，即可发现，到底谁该为错误判断中国参战可能性一事承担责任，二位各持一词，相互推诿。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面对毛泽东的挥兵参战，他们当年的确陷入了盲区。读两人回忆录的不同叙述，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高层的一幅混乱与矛盾的景象。两人之间早就存在的矛盾，由此进一步激化，直至几个月后，杜鲁门愤然解除麦克阿瑟的所有职务。

这里，不妨略微花费笔墨，沿着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回忆脉络，重回1950年，看看毛泽东再度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之前，那些日子里朝鲜战场的风云变幻。

10月15日，杜鲁门从珍珠港飞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见面，与之同行的有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等。杜鲁门说，见面时，麦克阿瑟以确定无疑的口气说中共不可能参战。

麦克阿瑟也写到了他与杜鲁门在威克岛的会面。不过，他说，并非他一人，而是与会的所有人(当然包括杜鲁门本人)得出同一个结论——“赤色中国”没有干预朝鲜战争的意图。他甚至以颇为激动的口气，指责对他的看法的歪曲，将之称为“谎言”。

不限于此。麦克阿瑟除了坚称不是自己一人错误判断了中国出兵的可能，他更将矛头直指杜鲁门政府，认为朝鲜战争爆发伊始，华盛顿宣布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限定台湾中立的决定，使新成立的中共政权，没有了蒋介石威胁的后顾之忧，这才埋下了中共最终可以抽身南方，派兵朝鲜的隐患。

相互推诿也罢，相互攻击也好，只能是后来个人的历史余墨。而当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不得不以相同的震惊，面对在冰天雪地里腾身而起的二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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