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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如何在有利于苏联的前提下贯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共领导人斯大林一直有着种种担忧。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中国。这位“钦差大臣”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奉命回国

王明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扶植上台的。会后不久，他便受共产国际的召唤，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他成立了临时中央，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通过博古等人推行贯彻，使中共蒙受4年之久的危害。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他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喜爱，他也因此节节攀升。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也就难怪他回国后，“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执行中，斯大林却在国际主义的幌子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当时，苏联在西线已与纳粹德国成生死对头，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正是如此，苏联才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为此，斯大林把宝全都押到国民党政府身上，不相信“农民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斯大林最为忧虑的。为避免这种局面，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在斯大林看来，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

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王明。季米特洛夫叮嘱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他还提醒王明说：“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途中逗留几天后，29日到达延安。当时，中共中央虽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告以王明将回国，但具体日期及回来的途径，均没有明确安排，再加上延安没有专门的空中航线，所以当王明的飞机到达延安上空时，人们还以为是日机前来轰炸呢。

据当时参与王明迎接仪式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回忆说：“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毛泽东致欢迎词时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在欢迎仪式上，王明在回话中则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这些话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但可反映出王明当时激动而纷乱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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