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逐鹿中原：60万消灭了80万的惊天大密

导读：从1948年的11月6日开始，围绕着军事重镇徐州，国共两党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血战。双方投入兵力空前，共产党60万对国民党80万。

关于这场大战，国民党的历史教材上称为“徐蚌会战”，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为“淮海战役”。但战争的结果却只有一个：逐鹿中原，60万消灭了80万。在此后60年的时间里，两党都是历经磨难：中国共产党走出政治运动的羁绊，带领大陆人民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更是几经沉浮，2008年重新执政。

两岸除了民间的商业、文化交流更加紧密，11月3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率海协会协商代表团踏上了宝岛台湾;连战、宋楚瑜、吴伯雄这些台湾地区的政要早就来到大陆访问，除了交流还有认祖归宗。

60万战胜了80万

60年前那场空前规模的战役，成为无数学者的研究课题

从2008年10月份开始，除了正常的外地游客，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出现了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些当年那场惊心动魄大战的亲历者，在子孙的陪同下，瞻仰照片上的故人。对参观者而言，淮海战役是教科书上的历史。对他们来说，则是鲜血，是生命。

淮海战役共军60万对国军80万，以少胜多居然取得了胜利，这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古今中外以少胜多的战例很多，原因各有不同。淮海战役共军为何能取得胜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淮海战场不是一个孤立的战场，它与国共战争的其它战场是密切联系的，就象抗日战争中国战场的胜利与太平洋战场美军的胜利不可分一样。如果只分析中国战场中日军队的战斗力和指挥官的指挥艺术，无论如何也不能正确的分析出中国1945年战胜日军的原因。

淮海战役是在辽沈战役胜利后开始的战役。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淮海战役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的分化作用，使中原国军拒绝与华东国军配合，为淮海战役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淮海决战开始时，华东的国军主力只有第5军，一度在华东的桂系主力“钢7军”(此时扩编为第3兵团)和整编11师(此时扩编为第12兵团)均不在华东。有人以为是刘邓挺进大别山分散了关内国军的机动力量，为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但国军既然可以跟随刘邓到大别山，也可以再次跟随刘邓到华东，甚至可以置损失过半的刘邓于不顾，再次集中兵力于华东。实际上，老蒋也很想把到大别山的国军象一年前那样再集中到华东与共军决战，由白崇熙指挥。如果此时国军把大别山的国军再集中到华东，国军仍然可以再次重创华东共军，再次占领华东共军的根据地，甚至收复济南。

但此时桂系却不听调遣，华中的白崇熙数十万大军按兵不动，对蒋令其于蚌埠设指挥所，统一指挥华中，华东两战场兵力，公然抗命。白崇熙抗命的直接原因是辽沈战役的胜利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能力，桂系想乘火打劫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乐于看到老蒋力量的削弱，以逼迫蒋下台。当淮海会战绪战之际，白崇熙阳奉阴违,反令第十三绥区王凌云所指挥之第二、第十五军南移襄阳、樊城地区.当黄百韬兵团于碾庄酣战，白的精锐3兵团始终不动，还令向此增援之蒋系部队黄维12兵团停止于蒙城附近不动.幕后主使者副总统李宗仁，更是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等通电与共产党和谈，要求老蒋下野.待黄百韬兵团已被歼，黄维兵团复由蒙城向徐州前进，使共军得以各个击破。因此，华东共军取胜的战略条件是中原和华东战场的国军不能有效的配合，这源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产生的分化作用。

其次.辽沈战役破坏了华东敌人的计划：在淮海战役前，杜律明决定用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对付共产党。他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组织徐州国民党军四个兵团，二十个军，采取先发制人，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放弃被动的防守城市的打法，变被动为主动，集中优势兵力与解放军打运动战。该计划乘华野、中野分离之际，以华中国民党军牵制中野，以徐州主力采取奇袭战术主张攻击华野，收复泰安、济南。他认为解放军经过济南战役的消耗，必须休整一段日子后才能再战，而徐州国民党军四个兵团的兵力、装备都占优势，而且在济南战役时没有损失，无需休整就可投入作战。

由于该计划完全符合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所以很快于10月2日获得批准。10月7日，杜聿明召开兵团司令会议确定具体实施方案，并决定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但就在即将发起进攻的10月15日凌晨，杜聿明被蒋介石紧急召往东北挽救败局。刘峙本来就对这个计划顾虑重重，杜聿明一走，立即命令中止执行攻击山东的计划，并把作战计划改的面目全非。猪头刘峙把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阵，成了没有既设阵地、鼠头蛇尾的到处挨打的阵势，黄伯涛兵团因此被包围,令当时知道这个情况后的杜聿明，白崇熙等痛心疾首，认为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失败部阵，完全绝望。如果不是辽沈战役破坏了华东敌人的计划，淮海战役的结果将完全不同。辽沈战役还耽误了国民党主动进攻计划，为三野和二野赢得了20天的战役准备时间和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战略决战进行了充分的组织准备，这些都是辽沈战役赢得的时间。

第三.辽沈战役改变了华东战场敌人的指挥官，迫使敌人把华东战场国民党的指挥官由最精明的杜律明换成了最笨的猪头刘峙,这使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屡犯低级错误。在黄佰涛兵团被包围之后，如果按照杜律明的计划国民党军队仍然有取胜的可能：杜律明的计划是先用徐州国民党主力南下消灭二野(30万打10万)，然后再北上救黄佰涛兵团。如果三野不救二野，二野很可能被杜律明和黄维南北夹击而消灭，就算三野消灭了黄佰涛兵团，国共双方也是各消灭对方10多万，只能打个平手，华东战场国民党的优势将相对扩大。如果三野分兵救二野，那么黄佰涛兵团就可能突围而下，国民党的80万大军就会集中在一起与三野与二野的60万军队大战一场，国民党军至少可以避免被各个击破，战争的结局肯定改写，甚至国民党取得胜利也不是没有可能，淮海战役的将是另一种景象。辽沈战役改变了华东战场敌人的指挥官，对淮海战役的胜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四.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我军的士气是个巨大的鼓舞。毛泽东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时(此时淮海战役还没有打)指出：“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1948年11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实现了。”粟裕说：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也不敢下那样的决心。”

美国人当时的评论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辽沈战役的胜利使美国人认识到国民党在大陆已经无可避免的失败，减弱了对国民党的支持。杜聿明当时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即将入关，关外共军的战略战术和战力是关内共军无法比拟的，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将在一年内夺取全国政权”。杜律明信心丧失，以至于在淮海战役中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明知蒋介石的命令是错误的也照样执行。淮海战场国军士兵大量叛逃和投降，弥补了共军兵力的不足。国民党成了墙倒众人推，老百姓更多的加入共产党阵营(直接支前的人达到320万人)，有些本来多年与党组织没有联系的“地下共产党员”也赶快起义等(不知道张克侠等人在国军重点进攻山东的时候为啥不起义)。士气是影响战争的主要因素之一，辽沈战役的胜利导致国共双方士气的此消彼涨，也是共军能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关键因素。

美国人眼中的国共胜败

大战刚刚结束，当时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们便把它列为经典战役，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研究。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

今年的国庆节刚过，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鲍嘉礼博士第四次来到徐州，在碾庄、双堆集、陈官庄等旧战场考察。鲍嘉礼写有研究淮海战役的专著《Movingtheenemy:OperationalArtinthechinesePLA’sHuaiHaiCampaign》，译成中文大致意思是：《调动敌人：中共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策略》。

鲍嘉礼经常在课堂上以淮海战役考察学生：如果你是黄百韬，你会如何抉择突围路线;如果你是黄维，你会如何构筑防守阵地;如果你是杜聿明，你怎么安排撤退。

这位美国军事专家很自信地提出了三点见解，作为解释国民党一败涂地的理由：第一，国民党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后勤体系;第二，国民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指挥体系;第三，国民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情报体系。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曾拟定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准备趁当时华东野战军大战之后，发动突然袭击。当时华东野战军许多部队已经很疲惫，军事指挥的将领正在延安开会，可以说袭击具有突然性和隐蔽性，蒋介石也批示“此案可行”，并定于当月15日攻击，最终因为杜聿明被调任东北而作罢。

鲍嘉礼说，即便是杜聿明按照计划发动了突然袭击，取胜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没有建立相应的后勤、指挥、情报三个体系，再多的部队都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负责接待鲍嘉礼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宣教处贾萍告诉本刊：“我继续问他，既然你提出了国民党失败的致命因素，那能说说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吗?”

鲍嘉礼愣了愣，随后用并不熟练的中文唱起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并手舞足蹈起来。这是两首文革时期很流行的歌，这位美国人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共产党军队强大的原因。

在西方的军事研究中，素来摒弃意识形态和精神作用，比如鲍嘉礼，在研究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时，就没有把国民党的政治腐败考虑在内，而国内的许多军事研究者都会把这一因素作为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鲍嘉礼为什么偏偏用精神的因素去分析共产党的军队呢?由此可见，鲍嘉礼的解释并不完全客观。

曹县五区后张庄村70多岁的翻身妇女张大娘，土改分得11亩地，过上了好日子。她见村里装米急需口袋，便把给新媳妇做的新被子剪开做成了口袋装米，并对儿媳妇说：前方用米当紧，咱在家怎么都好对付，等打倒蒋介石后，咱再不用趴豆棵了，不愁没好日子过。

1949年1月3日《中原日报》刊载：新安县翻身农民于书堂老人，年近七旬，他让两个儿子把自己准备做棺木的圆木锯成四方的枕木，抬着送到车站。别人问他：“你百年以后，用什么东西装着送终?”于老汉风趣地说：“我死后，用石头做寿棺，不怕雨，不怕晒，安安稳稳逛西天。”

新媳妇的被面、百年后的棺木，对中国人来说最为重要的物件，都用来支援了解放军。

据不完全统计，豫西人民支援淮海战役：粮食2740万斤，柴草1200万斤，军鞋79万双，出动民工16万人，担架17000副，大小车辆34000辆，牲畜23400头。

中国当代史中也有一次给农民分地的历史时刻。30年的中国还没有从多年政治运动的千疮百孔中恢复。中国共产党借用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创举，开展分田到户，再次利用土地给予人民实惠，这才有了中国经济的持续腾飞。

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制定新政策适应新情况，这是执政党对中国最广大农民的尊重。而作为当年战场上的对手，今天的国民党除了认同“一个中国”的理念，也一样喊出“人民最大”的呼声。

人民最大——这是鲜血生命写就的真理。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808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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