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46年国民政府开始整编军队。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军官则作为编余人员等待安置。这些人离开军队后待遇降低，尤其是残废军官生计艰难。受生活所迫和为发泄心中愤闷，1947年5月5日，就集体到南京中山陵哭陵。

1947年5月5日，在南京中山陵发生了一次震动全国的国军400多名高级将领集体哭陵事件。

这件事的起因，是一年多前，即1946年4月，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委员会议，会议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考虑到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在抗战期间组建的近800万军队和军官队伍，在国家和平时期已经显得十分臃肿，而且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使得需要支付巨额战后国家重建经费的国民政府力感不支，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对抗日部队进行大规模裁撤。该决议对国家的 战后发展是非常有益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它的进行势必会影响与断送了许多军人的生涯和家庭生活。

会后，国民政府开始整编军队。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军官则作为编余人员等待安置。这些编余军官除了打仗外，难有所长，离开军队后待遇降低，尤其是残废军官生计艰难。当时在编余军官中流传着延安毛主席的一道名言：“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的确，数百万编余军官和士兵返回家乡后为生活所迫，分批分波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转身投奔了延安军队，从而极大的削弱国军的战斗力量，对日后的内战起到了巨大副作用，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先生的一大败笔，他应在裁军的同时切实考虑到下岗军人疾苦，这些军人在战场上为国出力，和平时期还要为国家和平发展牺牲自己利益，国民政府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复员待遇和妥善安置，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鉴于当时的复杂状况，蒋介石下令把各战区摘除兵权的编余将级人员调集中央训练团培训。

这批将领有400余人，报到后由国防部委任为中训团中将或少将团员。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黄埔军校同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有的曾跟孙中山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惠州战役。这些人本是行伍出身，级别既高，又无其他专长，所以安置工作特别困难，受训半年多，还没有分配出去。

编余军官张清泉在警校受训结业，却好几个月没有安置工作，生活无来源。他那年轻的妻子，含泪劝丈夫把她卖掉，用卖身的钱来维持生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清泉只得将妻子卖给了一个小商贩。

这对夫妇分手时抱头痛哭，十分凄惨。

在将官班里，有个叫奚泽的中将，原是位华侨，同盟会员。他曾变卖家产，折合白银几十万两，支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赞赏。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回国后的奚泽曾在大总统府工作。以后，他转战南北，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官至某集团军的中将参谋长。成了编余的奚泽，竟也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妻子忍受不了生活的磨难，于1947年4月的一天到燕子矶投江自尽。

一件件触目惊心、惨不忍闻的事，给编余军官们以莫大的刺激。

他们对国民政府当局日益不满，有人愤慨地提议说：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与其背后暗暗哭泣，不如前往中山先生的灵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一场大批高级将领在中山陵哭陵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5月5日上午9时左右，将官班的学员们各自从家里出发，三三两两到中山陵集中。10时许，就到了约400人。他们身着黄色的将校呢制服，将级领章，胸前挂着勋表。大家推黄埔一期学生、陆军中将黄鹤为总指挥。黄鹤带领众将官到博爱坊前站成方阵队形，黄埔一期同学站第一排，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全体肃立，准备举行哭陵仪式。

仪式一开始，黄鹤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些编余的军官，曾经追随总理东征北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政府把我们一脚踢开，断绝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别的奢望，活着只求有碗饭吃，死后有一口棺材安葬。我们也是人，我们要生活。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谒陵，而是哭陵。为了我们的同学，为了我们的民族，也为了我们全家的妻儿老小，我们要大哭，一哭、二哭、乃至三哭。”

讲完之后，黄鹤将军带领众将官到中山陵祭堂，向孙中山先生的坐像献花。祭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前来哭陵的将官。不少游客纷纷围拢观看，对这些编余军官的遭遇深表同情。

接着，由黄鹤读祭文，将官们饱含热泪听完祭文，静默三分钟，鱼贯入灵堂。仰望着孙中山大理石坐像，他们的心情就像后娘养的孩子见到亲娘一样-委屈、不平而又向往着什么。从灵堂出来后，将官们又列队站好，主祭人黄鹤发言，劝勉大家离开后，振作革命精神，或农或商，自谋生活，守住军人气节，决勿轻举妄动，以免辜负先总理的期望。几位将领也忍不住发言，对现状表示不满……第二天，《救国日报》在头版报道了此事，接着，《中央日报》作了报道，各家小报也相继发表文章，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妇孺皆知。

蒋介石知道后，大发雷霆，骂这些谒陵军官是“目无法纪”，大声训斥陈诚总长，责成他即速处理，以平舆论。

陈诚赶紧召人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办法：

(1)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

(2)40岁到45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

(3)40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

(4)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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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淮海战役进入最后阶段。

2日下午，家住萧县杭子村，时年19岁的我正在村后拾柴火，被两个离队到村上抢东西的国民党兵抓住，不由分说，两个大兵把子弹袋子都套在了我的肩上，逼迫我为他们做事。此时，华东野战军已把杜聿明集团三个兵团铁桶似地围在了以青龙集、陈官庄、李石林为中心的狭小区域内。

杜聿明集团从徐州逃跑时，规定每人带7天干粮，却在陈官庄地区被华东野战军围困了近40天，断粮断炊，于是便抢老百姓的小麦、杂豆、山芋。到后来，把拖大炮的骡马都杀掉煮了吃，最后，只得到田野里挖麦苗、毛草根，扒冻坏的红薯，捡拾干红芋叶充饥。

老天也和他们作对，1948年12月中下旬以后，北风刺骨，大雪飞舞，天气出奇地寒冷。蒋介石虽然每天派飞机空投食品，但对于几十万大军来说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了抢食空投的大米、馒头、饼干，国民党军打架，甚至动刀动枪自相残杀的事也不断发生。抓我的那个连队只发了14个馒头，连长、排长层层克扣，到了当兵的手中，每人只有大拇指那么一丁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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