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点评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李兰萍：“女子北伐队”的符号意义女子北伐队的队员，不但是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的突出群体，而且她们也是推动辛亥革命的新生力量。这些人出生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女队员们大都对封建传统摧残人性的一面有着切身的体会，对旧制度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也极易接受民主思想，在革命中往往较为坚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女队员们缺乏相关政治经验、军事素养和卫生专业知识，有的人连枪都拿不动，但依然勇敢地踏上征途。女子军队的出现扩大了女性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提升了女界的声望，使得世人看到了现实版的花木兰。当年的女志士赵连城回忆并赞许她们“不失为在曲折历史道路上摸索前进的一群先驱者”。女子的从军行为，尽管具有民主的符号和导向作用，但社会上许多人并不真正看好其效果。北方的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南方军队的武装，女子军队的命运也不得不随之结束。可叹的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人本是为逃避封建家庭压迫寻求一线光明而投身革命，到头来屈辱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变，还不得不回家接受封建家长的奚落，原来的豪迈慷慨变成了悲观失望；有的因社会动荡造成生活无着、求助无门，以致忧郁绝望最后以自杀了结一生。女同盟会员黄扶庸和邓慕芬两人在鼎湖山的沉潭，试图以这种极端扭曲的反抗形式表达对于民初政治的失望。从女志士这方面来说，也有遗憾的一面，从军的女子激情有余而准备不足。她们的革命斗争多依靠男性革命家的扶持，一旦失去支点，心理和情绪便溃不成军。不利的大环境和自身的被动性格，导致广东女子北伐队由曾经的绚烂风光到最后平淡甚至暗淡收场。尽管如此，广东女子北伐队的出现意义是重大的。作为广东妇女参与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之一，它不但从某一侧面诠释了民初中国社会和政治状况，同时也记录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坎坷和艰辛。辛亥革命时期各地组织的“女子军”江浙联军女子北伐队：1911年12月，唐群英组建了“女子北伐队”，被推为队长，编入江浙联军，在几位女同志协助下组织了一支两百余人的女子队伍，攻取南京城时，唐群英亲自挎着双枪带领女兵随大军攻城，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光复，“女子北伐队”及“双枪女将唐群英”也由此声名大振。
上海女子北伐光复军：成立于1911年11月的女子北伐光复军，由上海女子先锋队队长陈婉衍担任管带，后来，并入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女子北伐队中，有一支50人组成的“女子敢死队”，就是全部从北伐光复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她们不仅作战，还参加了战时的后勤和医疗救护工作。广东女子北伐炸弹队：1910年广州起义时，徐宗汉与外甥(徐慕兰的儿子)及庄汉翘、卓国兴、黄悲汉、李晚援等女革命者在香港制造炸弹提供给革命志士，1911年11月，黄兴到上海主持和谈时，徐宗汉恐和议不成，还组织了“北伐炸弹队”以为策应。湖北女子敢死队：武昌首义时，当革命军在汉阳与清军相持不下时，黄陂女子吴淑卿组建了数百人的“湖北女子敢死队”赶赴前线，揭开女子从军的序幕，其勇猛果敢令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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