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说我这个人是一个不会被金钱或物质所诱惑的人，这个评价太高，自己心里也不敢接受。我时常呆在家里，不出门去，是因为这个世界对人的诱惑力越来越大，面对许多我想拥有的东西，总是克制不住自己，就想着为金钱去奔忙，出卖自己，满足物欲；可心中还有一点不甘心，有些属于心灵的东西不愿遭受蹂躏，于是将自己躲藏起来，“躲进小楼成一统”去。张季鸾（1888－1941）是《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大公报》“社论”总主笔，其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办报方针及其身体力行著称于世。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公报》每天一篇“社论”，均由张季鸾执笔，一篇三千字的社论，在深夜12时至凌晨1时之前，不用一个小时就写完，其“社论”思路清晰，透彻时事，文笔犀利，传诵一时。张季鸾敢说敢言，针砭时事之论不免“不合时宜”。1932年5月5日，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凇沪停战协定》，暂时结束了“一二八”事变以来的军事对抗，叶楚伧准备对国内报刊进行整肃，王正元在《监听专员见闻录》一书中谈到了关于收买张季鸾一事的过程。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一次国民党中常会秘密小组会议上就国内外报刊言论作了陈述，与会者一致认为《大公报》是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其言论常使政府尴尬、畏惧。会议决定用金钱收买张季鸾及其《大公报》，从五万元一直升到十五万元方一致通过，当时物价每石（120市斤）米价约4元，十五万元可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可以买450万斤粮食，按现在的粮食价格换算，相当于人民币约700万。某日，凌晨1时许，总务主任到张季鸾办公室，递上一张15万元的交通银行即期汇票，收款人是张季鸾，汇款人是国民政府文官处。王正元说，当时张季鸾就把还没下班的编辑部人员统统叫到总编室，拿着这张汇票就侃侃而谈，在“文人要穷，文穷而后工”、“文人就是不能发财，否则文章写不出来”、“《大公报》要坚持十二字办报方针”等等言论之后，命总务主任将汇票退回。张季鸾虽然未被收买，其人依然为政府所用，蒋介石常通过陈布雷约其晤谈，讨论时事，并时常电话咨询，王正元在电话监听中常听到蒋介石称其“季鸾先生”，可见蒋对他的尊敬。1940年，蒋介石命陈布雷写一篇《告日本国民书》，陈推荐张季鸾执笔。张季鸾以日本风格及日文于病榻写成，洋洋洒洒近万言，蒋介石阅后一字未改，印刷后用飞机撒向日本主要城市。张季鸾于1941年病逝，国共两党均发唁电，以示哀悼。张未任政府公职，不便国葬，政府以国葬待遇举行“公葬”，其葬礼盛况空前，为新闻人葬礼之最。一个报人，得如此待遇，并在中国新闻史中占有重要一席，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因而，尤其显得珍贵！如果有一天，张季鸾先生不再因为他的新闻人品质成为我们感叹的话题，我想，这也是他真正能安息的一天。

《江南时报》(2005年07月31日第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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