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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子弟腐化成性 嘉庆整顿为何失败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考古发现 来源: 逍遥右脑记忆

  清入关后奉行“首崇满洲”政策,给予旗人诸多法定特权,他们不但不服徭役,不纳钱粮,还享有诸多经济特权,长此以往,八旗日益衰败。再加上旗人的人口数量急剧增长,而原来的官位和八旗兵额也都已经饱和,新增旗丁便很难再按照原来的办法授予官职,甚至连土地都很难再分到了。

  结果,八旗内部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旗人由于长期脱离生产,出征作战的次数也日渐减少,固有的纯朴尚武风气慢慢退化,而在生活上追求奢华,不少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四处惹是生非,甚至打架斗殴,为非作歹。为了整顿八旗风气,嘉庆、道光帝采取了很多措施。禁止旗人赌博,不许看戏,不许穿衣奢华,不许进茶馆等,但都没有真正改变京城八旗子弟的风气。

  (一)严查京城旗人聚赌

  京城旗民聚赌自康熙朝以来就屡禁不止,但当时内城还算清净,尤其是在旗人官丁中还没有那么普遍。但到了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旗人聚赌风气愈演愈烈,甚至内城也是如此。更糟糕的是,旗人聚赌的背后还有诸多王公大臣的庇护。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出现“袁锡聚赌案”。

  嘉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理此案,对涉案人员进行了严惩。令嘉庆帝气愤的是,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明安对此事竟然一无所知,事后又经鄂罗锡叶勒图说情,通过家人出面,接受袁锡贿送的500两白银。后来听说风声很紧,才将受贿的白银吐出。鄂罗锡叶勒图、袁锡都是朝廷官员,而且作为步军统领的明安收受贿赂,包庇赌博。明安、鄂罗锡叶勒图、袁锡等人都被革职?问。

  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帝又对京城旗人聚赌案件进行了集中查处。先是御史韩鼎晋奏报,内城聚赌之处甚多,而且很多都是诸大臣的轿夫领头开局。嘉庆帝立即令大学士禄康及英和负责查办,当即查知有一个杏花天赌场,甚至还有兵部尚书明亮的轿夫参与。但等到缉拿时,聚赌之人早已逃散。嘉庆帝感觉到这起聚赌事件有蹊跷,立即召见明亮当面质询,明亮说他怀疑禄康的轿夫也在其中。嘉庆帝于是改命英和与桂芳负责查办此事,经开局轿夫头徐四核实,禄康的轿夫的确也参与了聚赌。

  后经英和、桂芳查实,徐四等人自从嘉庆十四年起就经常开设赌局,这使嘉庆帝感到非常震惊。本来,轿夫开局聚赌,有一案惩办一案即可,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明亮、禄康这些身居高位的大员、要员,不仅未能管束自己的下属,而且千方百计地对其予以包庇,这是嘉庆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最后,嘉庆帝严惩了明亮和禄康。此案的首犯徐四等人处以永远枷号,游示九门。参与聚赌的各犯,枷号一年,期满后发往极边充军。

  接着,嘉庆帝又连续查处京城聚赌事件十余起。嘉庆帝命令将所有查到的聚赌房屋罚没入官,并规定以后若再有开赌者,除没收房棚,还要治房主之罪。如果租用的是官房,则要追究经管之人。

  这次查赌结束后,嘉庆帝又把对赌案负有管理责任的官员全部予以处罚,兵部尚书恭阿拉、内阁学士和世泰、右翼总兵本智等人,都被降职。即便是负责查赌的英和,虽然办案有功,但他是户部侍郎、京营左翼总兵,而查获的参赌旗人大多隶属左翼,因此也难辞失察之咎,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到了道光朝,京城旗人聚赌的问题依然严重。道光二年(1822年)十二月,甚至有太监家属在圆明园附近开设茶馆,招引附近旗民饮酒聚赌。道光五年,闲散宗室福山等人召集无赖聚赌,被革去四品顶戴,发往吉林。诸如此类,层出不穷。

  (二)禁止九门内开戏园

  嘉道时期,朝廷力图整治旗人习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严禁旗人官员看戏。嘉庆朝曾多次下此禁令,但收效甚微。自清初以来,内城就禁止开办茶园、酒楼、戏馆等,但后来禁令难以执行,内城也有不少地方办起了戏园。为了防止旗人沉迷奢华娱乐的生活,嘉庆严禁内城开戏园。

  就在嘉庆帝亲政当年的四月,他发现城内戏馆越来越多,八旗子弟征逐歌场,沉迷其中,消耗靡费,不仅习俗日渐浮荡,而且生计日见拮据,于是下令将城内戏园全部关闭。

  当时负责京城警卫的步军统领定亲王绵恩认为,唱戏作为一种太平盛世之事,不宜禁止。嘉庆帝驳斥说:“夫太平景象,岂在区区歌舞为之粉饰?”而且,嘉庆帝认为,在管理戏园的过程中,每个地段的人员还借机勒索,其中也不乏步军统领衙门中的官员,因此,嘉庆态度坚决地关闭了内城戏园。

  对于旗人唱戏,嘉庆帝也是严厉禁止。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一月,御史和顺奏称,有旗人加入戏班唱戏,嘉庆帝认为,旗人唱戏简直就是甘为下贱,要求和顺具名指证,到底是哪些旗人登台唱戏,姓甚名谁,以便查办。

  和顺回奏说有图桑阿等六个旗人参与唱戏,是他有一次骑马路过戏园时,远远看见的,后又说是他的家人在戏园看戏时所见。和顺所言前后矛盾,因此,嘉庆在查办图桑阿等人唱戏的同时,又挖根究底,查清和顺为何前后矛盾。

  嘉庆帝首先命禄康将和顺所举报的唱戏旗人捉拿到案,经审讯,唱戏旗人说广成茶园看座的王大以前经常看到和顺到院内听戏。于是又将王大传来,让和顺与其他官员站在一起,让王大辨认,结果王大立即指认出和顺,而且供称和顺曾经在戏馆与他人争抢座位,发生口角。于是,军机大臣又询问和顺,和顺辩称他是在嘉庆十一年夏天去衙门的路上,路过西单牌楼戏园时,曾进去看了一下,而且他未戴顶帽,进戏馆是为了秘密查访到底有没有旗人唱戏。嘉庆帝认为和顺狡辩,不但违禁看戏,而且与他人争抢座位,之后为了公报私仇,才上奏举报有旗人唱戏,于是将和顺革职,发往吉林当差。

  和顺举报的参与唱戏的旗人图桑阿、乌云珠、德泰、全魁、李惠等人,都是八旗官兵,嘉庆帝斥责他们甘与优伶为伍,玷辱旗人颜面,于是全部销去其户籍,发往伊犁充当苦差。

  进入道光朝,道光帝采取的措施比嘉庆朝还要激进。比如,道光元年(1821年)四月,御史马步蟾甚至奏请禁止在外城开设戏园、戏庄。其实,除京城前三门外,原来并不禁止开办茶园、戏馆。道光帝明知这种做法并不可行,仍然谕令步军统领衙门、五城衙门操办此事。

  无论是嘉庆还是道光,禁止开戏园、禁止八旗官员看戏,其目的都是为了“杜奢靡而端习尚”。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谓不多,惩罚也不可谓不严厉,但最后都没能达到目的,也没有真正让旗人回到纯朴、尚武的过去,八旗腐败、世风日下的问题依然存在。

  为什么呢?问题在于看戏这种文化娱乐活动,并非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看戏、唱戏,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味禁止,并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的禁止,也不能带来整个社会矛盾的消除。八旗战斗力的消失,八旗生计的困难,八旗官场的腐败,关键在于“首崇满洲”的体制,而不在于旗人看戏、唱戏。这也是嘉庆、道光朝很多措施并不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鼓励驻京旗人迁往东北开荒种地

  八旗风气败坏,根本问题在于旗人的生存全部依赖国家,而不从事生产。再加上这一时期八旗人口激增,不光是普通旗人的生计成了问题,就连宗室也是困难重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嘉庆帝一开始并没有从根本上入手,而是继承了康、雍、乾三朝都曾经实行过的增加养育兵额的方法,从皮毛上着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帝决定在八旗正额之外,增加养育兵额,以缓解旗人人口增加而生计日艰的问题,并一次性增加了3000名兵额。嘉庆十一年,为了进一步改善生计,嘉庆帝准备恢复已经裁撤很久的天津满营旧制,此议因财务困难,遭到臣下反对,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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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嘉庆帝还将内务府闲款20万两和户部拨银50万两交给商人生息,用每年的84000两利息,在满八旗、蒙古八旗、圆明园、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内务府三旗、圆明园包衣三旗中增设养育兵数千人。增加养兵额,毕竟数量有限,对于人口日众的八旗子弟来说,是僧多粥少,不能解决大问题。而且这些养育兵拿到钱后,很快就挥霍一空。到了道光朝以后,这种从京旗挑选养育兵的做法基本就停止了。

  既然增加养育兵的办法无法解决问题,嘉庆最终决定鼓励旗人开荒种地,自食其力,逐步改变过去那种游手好闲、不事劳动的寄生生活。嘉庆帝的这一措施,才真正抓住了八旗问题的关键。

  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向军机大臣谕令,要求吉林将军赛冲阿筹办此事,但赛冲阿并未尽心筹划。嘉庆十九年(1814年),嘉庆帝改派富俊为吉林将军,才有所进展。

  富俊到任后,建议嘉庆帝先屯田,然后再从京旗中派人耕种。这种做法得到嘉庆帝赞赏。至道光元年,双城堡三屯垦田9万多垧,移驻京旗3000户已经不成问题。富俊计划每年移驻200户,官府发给房屋、牛具。但京旗对于移屯并不积极,两年仅移驻28户,四年移驻53户,五年移驻76户,八年移驻85户,远未实现目标。由此可见,在八旗特权没有取消的情况下,如果朝廷还继续提供恩养的政策,旗人就不会有积极性去东北垦荒种地。

  旗人不愿意种地,当官、当兵,名额又不够,那能不能干别的呢?比如从事商业、开矿之类的活,旗人能不能干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十一月,御史罗家彦上奏,建议旗人可以从事纺织业,但这一建议遭到了嘉庆帝的反对,还反过来批评罗家彦“竟欲更我旧俗”。

  与嘉庆朝相比,道光朝稍微放松了对旗人的人身控制,准许他们自谋生计,但是限制仍然很多,比如规定京师旗人不得随意外出,如果外出,要告假存案,并在规定时间内回京。由此可见,清代旗人虽然享有各种特权,但也同样受到严格管制。八旗问题重重,京旗的问题尤其严重。由于未能改变“首崇满洲”、“以清语骑射为本务”的思想,朝廷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只能是隔靴搔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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