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记忆受暗示影响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这一研究是随着儿童出庭作证现象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儿童性虐待这一类案件的一个普遍特点往往是没有第三个目击证人在场，于是要求研究者们设计出能使法官更好地对受害者与被告进行调查的实验程序。访谈中影响儿童的暗示性技巧的探讨自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我国法律工作与国际接轨，这方面研究的意义将会增大。儿童记忆受暗示性影响的研究，对于认识儿童的认知活动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暗示性技巧的研究，对于实验研究中避免出现可能的实验者效应或其它无关变量影响的作用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的进展。本文对儿童记忆受暗示性影响的研究作一回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研究的发展历史、暗示的内部机制，着重介绍会谈者的偏见及暗示性技巧、及最新研究及发展趋势。

1研究的发展历史
80年代以前美国学者对儿童暗示性的研究兴趣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受1692年Salem Witch事件的影响【11。一群Salem村庄的儿童对农场的20多个居民提供了错误的证词，有些女孩提供的甚至是具有幻想性的陈述，在判决几年后，一些儿童又公开否定了他们先前的证词。这一事件使得随后近300年，美国学者对儿童的作证能力都持否定态度。但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与法国，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最早对儿童记忆暗示性作研究的是Binett 1，他在1900年提出了自我暗示与外在暗示的概念，他还对出于真实的记忆改变的错误报告与出于社会认同的错误报告作了区分，认为后者包括取悦成人的成份，并且是不持久的。Binet的研究预见了目前关于“先前记忆痕迹的自我减小与错误暗示痕迹共存”的观点。SternVarendonck等也作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其中以Whipple的研究最具影响力。Whipple(1909，1911，1912，1913年)的研究表明：即使所报告的事件与个人非常相关，儿童的记忆仍有很高的受暗示性和在法庭上证词有严重错误的可能性，因此他得出儿童是不可信的结论I2】。
所有对儿童记忆受暗示感兴趣的研究者都结合了司法系统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但是，早期的研究成果对于评估性虐待或其它案件中儿童证词的可靠性没有太大的价值。原因之一，研究中存在儿童年龄的问题，受到性虐待的儿童中有学前儿童，但对学前儿童受暗示性的研究却非常少。原因之二，研究中实验者的提问涉及的是中性的事件(如一个人胡子的颜色)，同涉及到与儿童高度相关的个人事件时的情况是否一样，
这一点尚不清楚。原因之三，研究中对儿童的提问与真实的法院审理过程中的提问并不相同。80年代后，美国对儿童暗示性的研究从个案发展到了系统研究，这主要受Kelly Michaels事件与Frank事件的影响【 。在这些案件中，年幼儿童向外界宣告他的父母或其它成人对他们进行了性虐待。他们的证词经常是异想天开的。在这些案件中性虐待的医疗证据很少。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儿童的报告对于判决是具有权威性的依据，是否相信儿童的报告成为判决的主要问题。心理健康专家、警务人员、起诉人及他们的父母相信了儿童的不确定的、异想天开的陈述。儿童的报告稀奇古怪，偏离学前儿童的知识经验，起诉人认为这正反映了受到伤害的事实是真实的。被告则认为儿童的报告是由于其父母、法官、社会工作者的具有暗示性的访谈所导致的。由于对被告的论点缺乏直接的证据及对儿童报告的过于确信，许多这类案件都以定罪而告终【11】。
这些案件引起了人们研究的兴趣。开始研究的是对于有较长时间间隔的事件的回忆，肯定了记忆随年龄而改进。不久，儿童庭证时受暗示影响成为了中心课题。广义地讲，暗示性是指一定的社会及心理因素影响了儿童对某一事件的编码、贮存、提取与报告。狭义地讲暗示是个体接受事后信息并将它纳入自己的回忆之中。暗示是无意识的，它是一种记忆机制而非社会现象。更多的研究者采用广义的概念。这一时期，为了避免先前研究中的缺点，对实验范式进行了调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新的研究选用了更多的学前儿童；(2)新的研究探讨了儿童个人突出事件上的受暗示性，包括身体接触等：(3)暗示性技巧的探讨从以往问误导性问题扩展到运用大范围的访谈的方式来适应真实的法庭审判形式。
80年代至今儿童记忆受暗示性方面的研究，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先前的一些研究，如回忆事件的年龄因素、重复提问具有暗示性、自由回忆比是一否判断更正确、想象．现实的区别困难等；另一方面，否定了先前关于儿童是不可信的证人的假设，认为儿童有能力作出正确报告：同时提出了暗示的多因素机制，包括儿童的编码、贮存与事件提取的认知因素及社会因素。
2儿童记忆受暗示性影响的机制的探讨
到目前为止，对儿童记忆受暗示性影响机制的研究仍是一个在探讨的问题，一般从认知、社会动机及生物学因素3个方面来进行探索。
2．1认知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记忆、概念形成、推理及语言的能力提高，同时对认知系统执行机制的元认知知识增长，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儿童的认知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
2．1．1记忆
暗示性内部机制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问题，即错误的事后信息干扰先前的记忆。最有影响的是Loftus等人(1979)的研 I，后来发展的暗示性研究大都是在此实验范式下展开的。研究的基本模式是：先让被试看包含一些细节组成的事件(如一个人喝可乐时手里拿着一把斧子)，随后，检验被试关于这一先前事件的记忆(那个人手里拿着斧子还是刀?)。通常，被试对给予错误信息的项目比控制项目的记忆有更多错误。
例如他们虽会对那个人手里拿什么做出错误判断，但却记得他在喝可乐。记忆的痕迹理论对此做出的解释被较多的研究者所接受。该理论认为一个记忆痕迹是对编码时进行的模式再认与解释性分析的记载，随着时间的增加及错误暗示的影响，痕迹的各种特征的结合就有可能会松动直到几乎完全分离，但是在提取阶段这些特征有可能被重新聚合，所以在编码与提取阶段记忆都有可能被歪曲。此外痕迹理论还假设：解释性的语义特征越多，对所有材料的编码与提取就越困难。

痕迹理论假设：痕迹的强度是影响事后信息加入的一个机制，痕迹越弱越易被冲淡、混合或抹去：痕迹模糊性程度可能是事后信息加入的另一个机制，字面的痕迹不如解释性的或类似要点的痕迹具有更强的抗暗示性。这两种机制可用以解释弱的痕迹具有更大的被改变的可能性：(1)痕迹与先前事件特征的表征有关，弱痕迹的本质在于先前事件特征的表征中各种特征的结合松散，有关的特征一旦松散，就使得暗示性的特征容易介入。当痕迹中的各种特征联系紧密时，外在信息闯入的可能性就减少。(2)弱的痕迹除了易使受暗示的某个特征进入先前痕迹之外，还更有可能为错误的暗示提供一个编码的环境，使错误的信息进入记忆，产生痕迹共存。即可能使整个错误痕迹被编码，并根据它力量的强度可取得与先前痕迹平等的地位。所以一旦获得错误的暗示，由于先前事件的弱势痕迹无法与共存的强势错误痕迹竞争，结果使先前事件的内容难于被提取，而一个引导性的暗示反而更可能被回忆I1 。 一痕迹理论的一个重大预言是记忆扭曲的年龄不平衡。年幼的儿童因为编码痕迹弱(容易特征分离或被改写)，又因为儿童更多的是对字面的知觉特征编码而非解释性或类似要点的表征从而使他们更易受暗示。对此假设也有一些学者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只有当某些条件具备时(如错误暗示的强度与先前痕迹的交互作用)，记忆扭曲才发生。并认为事件的类型是影响记忆扭曲的因素(如包含有动作的动力事件可能比其他类型事件保留的痕迹更持久)I4]。
2．1．2语言
许多关于暗示的研究都包含各年龄段儿童，不同年龄的儿童掌握言语技巧的水平不同。如果先前事件是口头表述的，可以假定在理解事件上存在年龄差异。另外儿童对用于检验记忆的词汇项目及句法结构的理解上也会存在年龄差异。此外，由于儿童在产出语言的技巧上的限制，结果也有可能造成实验者没有正确地解释儿童的口头报告。一些研究认为儿童产生暗示效应是由成人所运用的语言结构引起的。例如，当看完一短电影之后，成人对儿童进行提问，当用限定词(Didyou seethe car?)与非限定词(Didyou se acar?)作比较时发现，4岁与5岁的儿童在用限定词提问时会有更多的回答，这与成人的研究结果相同，表明儿童对这一语言标志的理解与成人的水平一致L9J。
另一些研究是检验儿童对涉及速度的标志性与非标志性物体的回答。研究发现，涉及快速的非标志性物体的回答速度快且没有上、下限，然而涉及慢速的非标志性物体的回答速度慢且反映了正确答案的丢失。如Lipscomb Bregman与McCallister的研究(1984)中，让儿童及大学生被试回答“How fasf slow was the cargoing when it smashed／hit the other car?”，所有年龄段对于fast的回答都比对slow的要快。儿童还对于smash的反应速度更快，而成人则对smash与tlit没有表现出不同的反应速度J。
2．1．3知识的表征
研究者通常从语义知识及脚本知识两个方面来研究知识表征对儿童记忆受暗示影响中的作用。语义知识指个体以描述性的、程序性的及两者相联结的方式对世界理解的观念知识的贮存。对于一个事件的记忆既涉及到对先前事件记住多少还涉及有关的语义知识是如何表征的。在知识对儿童记忆影响的研究中发现，除了事实知识的绝对数量外，有关知识在长时记忆中的表征方式也起很大的影响作用。如果一个7岁儿童认为某人是强大与精明的，那么他会认为这人是有吸引力的。当记忆的内容与这些特征不一致时(没有吸引力)，在立即进行回忆时，由于痕迹很强，儿童能正确回忆，但是如果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忆则儿童的回答就会出错。但这也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当回忆的事件与儿童的表征是如此不一致以至于有些稀奇古怪时，回忆的正确率也可能会非常高。虽然脚本知识随年龄而增长，但研究发现即使很小的儿童也有脚本知识。当外界信息与脚本知识表征不同时，学前儿童比年长的儿童更难正确回忆。如Farrar与Goodman的实验中(1990)，年长儿童能对离题事件与标准事件进行区别，但年幼儿童就有困难。这为易受暗示性的年龄发展不平衡提供了理论依据，即年幼儿童由于过份依赖于脚本知识而更易受暗示。研究发现，对于与已有的知识表征一致的事件， 知识的结构与数量和儿童对暗示的抵抗有正相关。研究还发现，由于年长儿童及成人比年幼儿童具有更多的脚本知识，导致他们可能用脚本去推断实际事件中没有的相关细节或是将事后信息与先前事件相联结，从而表现出更容易受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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