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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走下了政坛，是迫于无奈，也是他态度消极的结果。尽管为了所谓的国家“名器”，他来美之后一直和蒋介石抗争，但在实际上，他早就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因而也就不在乎权位的得失了。如果说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抛开政治，那么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自己在国民党“小朝廷”中的地位，而是所谓的“第三势力”。

早在他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就有原桂系将领及不满蒋氏的原国民党军政官员，在香港酝酿组成“第三势力”，向李提出了“辞职组党，方为远图”的建议。而李态度消极，答以“组党尚非其时”，拒绝了这个建议。

1953年，顾孟余、张发奎等人在日本召集“第三势力”集会，邀请李宗仁前往。李久静思动，本欲前往，但因办理出入境手续烦琐，未能成行。事后，李致信参与这次活动的桂系人士，一面说：“先知先觉分子不避艰难，勇于赴难，呼吁倡导，乃可促成初期革命运动之雏形。”一面又说：“中国人承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数千年传统观念，与言组织，谈何容易！”至于他自己，他则表示：“弟并无丝毫领导任何政团之欲望，目前且无加入任何组织之心情。”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第383页。

1954年，当他被蒋介石彻底罢免职务后，曾专程跑到芝加哥，看望遭到同样下场的前任国民党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他得到消息，美国曾有一个腹案，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以吴国桢取蒋代之。在吴氏与前孙科内阁地政部长吴尚鹰的鼓动下，李曾设想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是没有多久，李即对此失去了兴趣，他终于发现，自己是以一介平民身份流亡海外，要搞政治活动，既无基地，也无群众，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从此，他也不再关心什么“第三势力”了。

没有了职位，也没有了政治活动，李宗仁开始了真正的平民生活。不过，寄居在异国他乡，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他刚到美国的时候，与郭德洁租住在纽约市郊里弗德尔的一座房子。这是一所带石沿的“都德”式小楼。小楼分成两半，李宗仁夫妇只占住其中的一半，另一半住着一位戏剧演员。也许因为李宗仁是一位特殊人物，所以在小楼外的草坪边上，有一个小警屋。带着枪、棍的警察，在这里昼夜值班，使小楼罩上了一层不同一般的森严气氛，而居住在小楼里的人物，也因此而显得格外神秘。

在美国，李宗仁的家人并不少，除了郭德洁和养子李志圣和李同住外，长子李幼邻，长媳珍妮和孙女玛茜、雷诗、文迪、琴妮，也都住在纽约。只有李的元配夫人李秀文，因入美手续问题而久久没能到美国来。

李宗仁几十年来戎马倥偬，宦海沉浮，能够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屈指可数。离开了政坛之后，他已年逾花甲，本应与家人团聚，以享天伦之乐。但是，他的家人虽多，而他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生活，或是给他带来欢乐，却是很难估计的。

元配李秀文早就和李分居，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儿子，才得以维系。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李幼邻专程到桂林把母亲接到香港。不久，李宗仁携郭德洁也来到香港。李秀文是在香港医院和丈夫见面的，她得知丈夫要到美国就医，便同意幼邻陪伴父亲同行。幼邻行前，吩咐妻子珍妮随后带着4个女儿和婆婆乘船到美国来。谁知，因幼邻不是美国公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竟不给李秀文签证。珍妮带着孩子走后，李秀文孤身留在了香港。后经友人建议，她先迁居古巴，再等待进入美国的机会。1952年秋，她由香港飞往古巴。过境美国换机时，李幼邻带领全家到机场和她见面，却只能在候机室相聚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后，李秀文含泪登机，独自飞往哈瓦那。1954年，李幼邻获准为美国公民后，立即申请其母入美定居，但直到1958年4月，李秀文才得到入美签证。5月，她在儿子陪伴下来到了纽约，其后便与儿子一家同住。在李秀文辗转赴美的艰难过程中，李宗仁也许是自有苦衷,好词好句好段，也许是爱莫能助，总之他实在是没有给元配夫人什么帮助。

由于李秀文所处的地位，她到美国后并没有对丈夫的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据她回忆，李宗仁第一次到儿子家看望她，大家都有点欷?，一时竟说不出兴头话来。还是李秀文先问：“你胃病开刀之后怎样？一餐吃得多少饭？你要保重啊，自家不爱惜，谁替得你呀！”言毕一阵心酸。李见对方难过，强笑说：“你这下子可以多享几天清福了。何必为我担忧，我过去保护你太少，如今连自身也保护不了……我们两人都经受了不少风霜，不过各人命运又有不同，正所谓沧海桑田，几经忧患。如今能够重逢，也算不错了，只是，我是老大徒伤悲啊！”李秀文：《我与李宗仁》，第221-222页。他们说不下去了，便把话题转到了儿子身上。如果说李秀文来到美国后，还能给李宗仁带来什么欢乐，那也唯有每个月李宗仁到儿子家的团聚了。她也劝说丈夫看开些，可是却不能替他排解忧愁。

李宗仁的长子幼邻，从小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不多，虽然他极受父亲的宠爱，但却感到与父亲彼此间似乎相当陌生。刘春晖：《李幼邻谈李宗仁》，《桂林文史资料》第25辑，第218页。除相处时间少而外，李宗仁娶了郭氏而与发妻分居，是幼邻与父亲感情疏远的一个重要原因。1937年，李宗仁送幼邻赴美国留学，先就读于威斯康星州贝莱特学院主修政治和经济专业，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人事管理专业，于1942年获取硕士学位，毕业后与美国女子珍妮结婚。1947年他回国后，父亲曾安排他在上海的一个政府机构工作，但3个月后，他就辞职不干了。后来他跑到香港经营了一个电器公司，以自己的能力奉养母亲。有人问他为何不在内地做事，他回答：“我从小立志于自食其力，不靠势力，父亲做了副总统，我更不愿在他身边做事，做得好，人家说是靠了父亲势力，做不好，人家说是纨绔子弟，无出息。”谭明：《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桂林文史资料》第24辑，第134页。这些话很能反映幼邻的性格。另外，他既看不惯官场上的腐败，也不大关心父亲的政治活动，因而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共同语言也就少了许多。不过，幼邻对父亲一直很敬重，尤其是当父亲来到美国之后，幼邻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但在过去的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他却留下了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因此，当李宗仁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失败之后，幼邻在生活方面给了父亲很大的关心，以至于为了照料父亲而影响了自己的生意，一度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为了给父亲以精神方面的慰藉，他经常带着孩子去看望父亲。孩子们确实给李宗仁孤寂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李的孙女雷诗曾对那段时光有过生动的描述，她说：

记得小的时候，我和姐姐每逢星期六都要去祖父家学中文……上完中文课，要是祖父不接待客人，我们就到起居室去见他……我们一进去，祖父不管正在做什么，都立刻停下来和我们玩。他喜欢孩子，特别喜欢自己的孙女。祖父见了我们，除了紧紧地搂着我们，还总是捏我们的脸蛋，直到捏出眼泪才罢手。我们爱祖父，可是却受不了他这种特殊的喜爱方式。

由于我们和祖父语言不大通，只好靠做游戏互相交往，或靠比画表达要说的话。我特别记得他教我们的两种手指游戏。一种是比动作敏捷的，方法是先用食指和中指敲桌边，然后换中指和无名指敲，谁快谁赢。第二种是比观察判断力的，方法是将一只手的五个指头拧乱顺序，攥在另一只手中，让对方猜哪一个是中指。祖父换得比我们快，猜得比我们准，所以常赢。这样玩我们总也玩不厌，祖父好像也玩不厌……

有几次，我想用力把祖父举高(他身材不高，只不过他那庄重的举止和挺直的身姿掩盖了他的缺点)，似乎这样可以看到他昔日政治家的风度。祖父怕我跌着，就把手背在后面，做鬼脸，不让我抱。有时，我要装大人抽烟，难得他把点燃了的烟给我吹几口。祖父是个出色的军人，当过代总统，别人敬畏他。可是在我们眼里他是祖父，是个慈祥的老人。他对我们甚至有些娇惯，不准父母亲责骂我们。李雷诗：《和祖父李宗仁在美国的日子里》，《桂林文史资料》第25辑，第227－228页。

雷诗的以上描述，像是一幅动人的画面，使人感到亲切，也使人受到感动。从中不难看出，李宗仁从孙女们那里享受到了多么大的快乐，而这种出自天然的乐趣，是他高居“元首”职位的时候绝对享受不到的。

不过，随着孙女们渐渐长大，李宗仁能够从她们那里得到的精神快乐却渐渐少了。她们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思想方式显然和祖父有很大差异。其实，幼邻也与女儿的情况类似。关于这一点，雷诗流露说：“父亲和祖父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谈论政治，祖父不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也不谈及。若干年后我们稍懂事了，父亲和我与祖父有了共同的分歧。”李雷诗：《和祖父李宗仁在美国的日子里》，《桂林文史资料》第25辑，第229－230页。1956年，李宗仁从里弗德尔迁居新泽西的恩格渥德·克利弗斯，虽然那里离纽约仅有20分钟的车程，但幼邻一家和李宗仁见面的时候却少了。

李秀文和幼邻一家虽与李宗仁时有往来，但他们毕竟没有和李生活在一起，所以，能够对李宗仁的生活发生较大影响的，就只有郭德洁了。郭氏精明能干，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给了丈夫很大帮助，因此深得丈夫的喜爱和信任。可是到了美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郭氏的脾气开始古怪起来。

李宗仁刚到美国的时候，经常有一些老部下、老朋友来看望他。与老友叙旧，是李的很大乐趣。但是，郭德洁有时却不太近人情。友人来访，李总是热情招待，挽留共餐，而郭氏也许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也许是不愿劳神，有时居然当着李的面对来者下逐客令。时间久了，一些友人就不愿再来了，使得李宅门庭日益冷落，李宗仁也因此而备感孤独惆怅。少了朋友之间的往来，来本就很寂寞的李宗仁只好以阅读报刊和中国古诗词来打发时间。有一段时间，因闲极无聊，李经常邀请一些郭氏也不反对的华人主妇，到家里来搓麻将，一搓就是三天两夜，弄到筋疲力尽为止。苏理立：《李宗仁荣辱与共的妻子郭德洁》，《桂林文史资料》第24辑，第106页。据李的牌友说，“陪李德公夫妇打麻将，如坐针毡”，原因是他们打的是“广东麻将”，“花色又少”，“输赢又小”，“出牌慢得不得了”，“说话又非常吃力”。从她们的话里可以想象得出，打麻将并不能给李宗仁带来多大的乐趣。

在其他方面，李、郭二人也有较大差异。早在抗战时期，郭氏就在桂林请过英语教师，初学了一些英语。到美国之后，受环境影响，她的英语有了很大长进。而李氏因年纪大，不能也不愿学习英语，依旧是一口桂林官话。在生活情趣方面，郭氏来美后喜欢时髦，注重自身享受，很快适应了西方生活方式。而李氏依然老成持重，喜欢忆旧，注重传统。生活情趣的差异，也导致了政治意见的分歧。郭氏在美国居住了几年之后，便申请加入了美国国籍。而李氏却不愿入籍美国，只是作为“永久性居民”栖身美国而已。作为炎黄赤子，他时刻关心着祖国，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一切大事，他无不十分注意，并且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后来，李、郭在回归祖国问题上也产生过分歧，直至郭氏身患癌症到了晚期，才同意和李宗仁一道返回祖国。

郭德洁在美国期间虽然脾气古怪，说不上与李宗仁相濡以沫，但她毕竟与丈夫几十年风雨同舟，不能说对李没有一点关心和帮助。比如，她看到丈夫百无聊赖，精神苦闷，便劝说他写写回忆录，一方面可以减轻无所事事的痛苦，一方面也可以留下一些宝贵的史料。应该说，她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1958年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克尔克博士和该校远东学院院长幸子博士，分别致函李宗仁，提出了与郭氏相同的建议。在他们的促动下，李同意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唐德刚教授协助他完成口述回忆的撰写。这样，李宗仁在美国期间，做成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又比如，在回归祖国问题上，尽管郭德洁与丈夫意见不同，但是为了使丈夫能够妥善作出决定，她还是听从了李的吩咐，到香港打探消息、进行联络。

总起来讲，李宗仁客居美国的16年间，家庭生活谈不上多么美满，但亲人们对他都是比较关心和照顾的，他也从亲人们那里得到了不少慰藉。不过，李宗仁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平民，以他的经历和脾气禀性，他决不会满足于一般的天伦之乐。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落到了流亡异国他乡的地步，他不能不为此而经常地感到苦恼，那些填塞在心头的块垒，也不是家庭的温情就可以化解得了的。在苦寂之中，他开始了严肃的思索。通过观察和思索，他的政治立场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

李宗仁第一次以在野之身发表政见，是他1955年公开提出的《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出席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团结会议，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李宗仁在美国看到周恩来的声明后，心情十分激动。想当初，在国民党统治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他曾设想划江而治，与共产党二分天下。后来，国民党被赶到了台湾，终于演成中国的分裂局面。李宗仁坦言国民党失败，却不愿看到祖国分裂。对于蒋介石的“小朝廷”，他建议应把台湾建成一“三民主义的实验区”，以在政治上与中共的政治体制唱对台戏；而不要动辄以“反攻大陆”作宣传，这是因为，“一种政治宣传，如果连自己都欺骗不了，如何能欺骗世人呢？”至于台湾将来的出路，他主张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但无论怎样解决，都要看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因此他强烈反对以“联合国暂时托管”或“成立独立政府”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他认为，分离台湾的作法，国、共两党都不能接受。他说：

因据最近史家考证，远在殷商时代，台湾即为中国人所发现。隋、唐以后，中国即开始向台湾移民，晚而益盛。明末，荷兰人虽一度作短期的占领，但不久即为郑成功所驱逐。成功且踞台作反清复明的英勇斗争，虽以众寡不敌而失败，而台湾一岛却成为中国民族运动史上的永远纪念碑。清末甲午战后，台湾割归日本凡五十年。然珍珠港变起，中国对日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失效，按国际公法，台湾遂复还于中国。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承认。故台湾绝无独立的法律依据，任何中国人自皆不愿接受。《李宗仁回忆录》(下)，第1045页。

在李宗仁看来，解决台湾问题可循以下两个方案：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中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时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出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李宗仁回忆录》(下)，第1046页。

李宗仁的上述建议，与共产党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大的原则方面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共产党没有作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而李宗仁却认为国共双方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另外，也可以看出，李宗仁这时对共产党已经不是那么敌视了，后来他表白自己的心态时说：

我退休海外，不问世事已十余年。以过去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冷静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李宗仁回忆录》(下)，第1046页。

李宗仁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第二年，程思远回到中国大陆，周恩来对他说：

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搞“台湾独立”，主张台湾的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69页。

除台湾而外，李宗仁也时刻关注着中国大陆的一切。他是共产党的手下败将，但是，当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对自己的失败就不再感到后悔。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解释的：

虽然共产党现政权是有点蛮干，驱使人民进行迅速的建设恢复工作，以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人民也因之受到很大的苦难，但中华民族至少是有十多年没有内战了。此外，大陆之物质建设亦感人良深，迫使西方人重新对我中国人进行评价。他们将我们看作是有智慧的民族，并预言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我对共党的感情是敬仰之心和恐惧之心兼有。不论是谁作了这工作，国家资源是得到了很好地保护的。这样看来，我自己虽然失败，而且寄居异国，但我还是问心无愧的。《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50页。

而对于曾经打败了他的共产党领袖们，他不再考虑什么恩怨，而是渐渐有了好感，不愿与之为敌了。他说：

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北京)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战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李宗仁回忆录》(下)，第1044页。

关于李宗仁对共产党认识转变原因，他的儿子幼邻曾有过这样的分析：

父亲在美国期间，有三件大事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完全转变了。第一，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显示了力量，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去，使之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败绩。第二，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在反击中不仅把侵略者赶出边界，甚至几乎打到了加尔各答。边界事件的结果，中国释放了对方两万名俘虏，退出了占领的印方入侵前边界以外的全部土地。第三，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美国苏联才有原子弹，这两个大国以此称霸，像要平分世界。中国有了原子弹，打破了他们的垄断局面，形成了新的三角平衡。我父亲常慨叹，我们统治国家多年，连一部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我们不得不服输。李幼邻：《父亲晚年思想有转变》，《桂林文史资料》第25辑，第239页。

李宗仁是诚心诚意地服输，没有半点虚假。据意大利《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1963年对李的采访，李坦言如下：

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奥古斯托·玛赛丽：《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桂林文史资料》第25辑，第238页。

李宗仁对于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使许多人不能理解。来自台湾方面的攻击自不待言，就是他在美国的一些熟人，甚至他的妻子，有时都觉得他的那些思想难以接受。经常到李宗仁家去玩麻将的黄纫秋女士，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1959年在美国的李宗仁家中找不到牌脚时，照例李先生必定为共产党作些义务宣传，又劝我们带着孩子回国求学和做事。但那时我已离国多年，孩子们均在国外受的教育，除老大外，余者均不识中文。我说：“回国服务很有问题。”李说：“你应为你的第三代着想呀！不要将来作亡国奴！”我笑答：“我现在连第二代也管不了，还管什么第三代呀？”李又把他从香港航邮寄来的一些报纸和杂志上看来的新闻为证说：“我们从事革命三十多年，没有把中国搞好，你看共产党仅十几年就把中国变成了强国，我真是佩服他们哟！”本来在厨房烧饭的郭德洁(因厨房和客厅相连，无门)跑出来对李大声说：“你一天到晚尽是佩服共产党，共产党杀了你的兄弟和妹夫，你还要说他们好。要回去，你回去，我是要在美国的……”李即答：“他们要反对它怎不挨杀呢？革命嘛，哪个不杀人？我也杀了不少人咧！”黄纫秋：《桂系旧事，梦断还牵——兼识李宗仁夫妇其人其事》，香港《中报月刊》，1981年第14期。转引申晓云、李静之前揭书，第393页。

李宗仁没有必要向妻子和牌友隐瞒自己的观点，以上所述，应该说是反映出了李的真实思想。

李宗仁如饥似渴地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祖国的消息，经常为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而感到兴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厌倦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活，思乡之情与日增长，最后终于产生了回归祖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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