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计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计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毛泽东将空城计这个古老的计谋用得更妙更绝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一、用空城计驱散溃兵安人心

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苦不堪言。湖南是一个军事要冲，饱受战乱之苦。湖南一师是外国殖民者留在长沙的一个两层楼的院落，它处于交通要塞，后院临湘江和粤汉铁路，因此，常有军阀在这里进驻重兵，仅毛泽东在校的五年内，就经历过多次北洋军阀的蹂躏。

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后，满怀革新社会、改造中国的伟大理想，努力学习、掌握各门知识和各种本领。

当时，学校课程中有一门兵式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为了增强学生对军事的兴趣，学校增加了一些军事训练课目;为了适应警卫的需要，学校又在课外组织了学生志愿军。

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的人很多，差不多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学校把志愿军编为一个营，由兵式操教员担任营长，营以下的连长、排长、班长均由学生担任。毛泽东是最先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的学生之一，被同学们选为连长。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我们青年要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眼下最要紧的是认真学习军事。”同学们在他的鼓动下，学习军事的热情很高。毛泽东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曾被选为学友会的总务。他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分夜梭巡，警卫非常”。但当时的所谓“志愿军”的武器，不过是一些上操用的木棍。

1917年11月，湖南督军傅良佐的军队被桂系军阀打垮了。傅良佐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逃出了长沙，向湖北方向逃窜。而当时其他军阀部队还在衡山、湘乡一带，不能即刻赶到长沙，长沙一时成了一座空城。战局动荡不定，第一师范的师生们和长沙市民一样，终日惶恐不安。

11月中旬，战事逼近长沙，轰隆隆的炮声不时地传入人们的耳际，一队队丢盔卸甲的败兵和敞怀露胸的散兵随处可见。长沙城中有关战事的谣言四起，闹得人心惶惶，情势十分紧张。

学校为了躲避兵祸，通知全校师生到礼堂听学监方维夏作报告：“南郊有作战危险，全校师生需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避，速做准备，听号令出发。”但过了很久，不闻出发号令。后来才知道，是学友会总务毛泽东力言留校。

毛泽东得到学校动员全体师生到长沙城东暂避的消息后，匆匆赶到校长室，他恳切地对校长说：“外面战事混乱，外出暂避恐怕凶多吉少。莫不如利用学校墙高宅深的优势，加上学生的护卫，方可使全校师生免遭侵犯。”校方权衡再三，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很有道理，最后决定不出去避难。

贺子珍（1909—1984），女，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黄竹岭人，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

毛泽东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立即投入紧张的护校行动。他一边率领学生采取湖南农民护院的老办法，将嫩竹削成十分锐利的锋尖插在校园墙头上，一边布置同学在校门口和校内主要通道上持枪站岗放哨。

一些零星溃兵路过一师校门口，见学生布岗，刀枪林立，不敢贸然闯入校园。当然，他们不知道学生手中的武器，只是一些操练用的木头枪。

17日中午过后，支援傅良佐的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部，由株洲、湘潭一线，沿粤汉铁路溃败下来，已经到了离学校十余里的猴子石。这些溃军官兵只知道傅良佐已经逃走，不知长沙城内的虚实，害怕在长沙遭到袭击，不敢贸然前进，因此停留在那里徘徊。若他们一旦探知长沙此刻只是一座空城，就会大胆闯入城内，烧杀抢掠，为所欲为，长沙城和一师校园就会遭受一场浩劫。眼见几十万人民的生死安危系于旦夕，毛泽东下定决心，即便冒天大的危险，也要设法赶走溃兵败将。

霎时，得到消息的全校师生陷入紧张的状态中。可是，把长沙人民和全校师生安危放在第一位的毛泽东，却显得非常镇静。他冒着随时可能与溃军官兵遭遇的危险，亲自到猴子石附近探明情况。他想，这些既惊慌又疲惫不堪的溃兵不知道桂军尚未进城，好似惊弓之鸟，我们完全可以设法将他们赶走。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于是，他立即向学校提出采取紧急措施的建议：组织部分学生志愿军去截击溃兵，缴他们的械。这是个大胆而又冒险的设想!

学校接受了他的建议，毛泽东便迅速行动起来。他首先从学生志愿军中挑选出一百多名胆子大的同学做好出发准备，而后又持学校的公函到南区警察局请求增援。

晚饭后，毛泽东率领持木枪和棍棒的学生志愿军和部分持真枪的警察离开学校。那些胆子小的学生和教员都躲在寝室里，吓得不敢走动。

在苍茫的暮色中，毛泽东率队匆匆赶到了猴子石附近地势险要的金盘岭。他把学生志愿军和部分警察分成两队，绕道分布在溃兵驻地附近的几个山头，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

这时，天色已晚，毛泽东让持真枪的警察在山头鸣枪，其余持木枪的学生志愿军点燃爆竹，并向溃败的官兵齐声呐喊：“傅良佐已经逃走了!桂军进城了!你们被包围了!只要你们缴枪，就放你们回去!”

溃军官兵被这漫山遍野突如其来的枪声、炮声、呐喊声吓得乱作一团，他们不明虚实，哪里顾得上抵抗，纷纷表示愿意缴枪。毛泽东派人命令溃兵放下武器，后退几十步。不大一会儿，这支三千余人的溃军就全部缴枪投降。

贺子珍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妇委书记。

当晚，溃军官兵露宿学校前坪。学生志愿军和全校师生把缴获的武器扛的扛、抬的抬，全部运到学校，堆了半个礼堂。第二天，湖南省商会筹集了一笔款子，分发给被缴了枪的官兵，每人五至七元大洋，把他们送上开往武汉的火车。

毛泽东巧摆空城计，智退北洋兵，缴枪三千余。不仅保护了“一师”未受骚扰，而且使长沙居民也免遭祸害。人们兴奋异常，议论纷纷，交口赞誉毛泽东有勇有谋，通身是胆。以后，毛泽东担任警备队队长，守卫学校。在湘东战事紧张时，一师因学生警备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仍照常上课，且“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见《一师校志》)毛泽东领导大家直接同军阀进行“军事”斗争，成为当时同学们最为敬佩的事情。

二、用空城计智退敌兵保政权

1927年11月中旬，湖南军阀何键以两个师的兵力从省城出发，驻扎在古城、茶陵一带，准备进攻茅坪，攻打红军，想将新生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想把共产党的“要犯”毛泽东缉拿归案，这就是何键一箭双雕的出兵之策。

这时，红军的主力部队都去攻打酃县、茶陵去了，茅坪只剩下很少的红军，而且大部分是伤病员。剩下的战士配备的都是梭镖和鸟铳，步枪也只有二十多条。军情万分危急。

面对这万分危险的敌情，毛泽东认为必须巧设疑兵，让敌人觉得红军主力到了，把敌人吓走才能转危为安。为此，毛泽东从容地做了相应的布置：他先派出几个赤卫队员化装成商人混进古城，和城里的地下党员相配合，在城里各个繁华地段张贴革命标语“欢迎红军进城!”“红军万岁!”等等，从政治上动摇敌人的军心;同时，又派一些红军战士，带领赤卫队和群众一百多人，背上梭镖和鸟铳，并带上仅有的那二十多条步枪，连夜赶到古城西南的倚路石一带去拦截敌军。毛泽东指示他们多带一些指挥打仗用的红旗。毛泽东对他们说：“这一仗，大家都是指挥官，不是战斗员，要和敌人斗智，而不能斗力。”

倚路石一带，是古城周围最高的山，可以俯视县城。一百多人分成四五个人一组，每组一支步枪，把守一个山头。布下了一条三四里长的防线。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敌人的大部队缓缓地进入了防线，各个山头的赤卫队员、红军战士和部分群众开始行动了。他们有的开枪射击，有的摇旗呐喊：“白军士兵快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弄得敌人一时搞不清周围究竟有多少红军。

后半夜，伸手不见五指，山头的呐喊声更大了。赤卫队员和战士们将仅有的二十多支步枪，忽而分散射击，忽而集中使用，一时间，枪声大作，喊杀声不断，吓得敌人乱作一团，互相联络不上，都以为自己被红军包围了，纷纷向城里的敌军师部求救。

敌军指挥官看到城里到处都贴满了标语，又听到城外激烈的枪声和不断传来的电话求救声，十分害怕红军主力打进城来，只好下令撤退，连夜从古城逃走了。毛泽东和新生红色政权连同茅坪这座空城才化险为夷。

建国后，贺子珍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

三、用空城计粉碎敌人大偷袭

江西永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红军和白军必争之地。它南靠井冈山，东连泰和，西接莲花，北通安福、吉安，这里群众革命基础深厚，物产丰富，进可逼吉安、萍乡，与罗霄山脉北段衔接，构成广阔的红色区域;退可守井冈山，使敌人无奈我何。由于它在井冈山斗争中，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占有重要位置，所以，毛泽东亲自制定了“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部署长期斗争”的政策。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妄图把永新作为他们消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楔子。因此，仅在1928年五六月间，就发生了二占永新的战斗。

1928年6月，红军攻占永新后，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一个连来到永新县的塘边村。

塘边村是江西省永新县新四乡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由大屋、塘边等四个自然村落组成，有一百多户人家，五百多口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这里曾是最早进行土改和组织人民政府的地方。毛泽东到塘边村的主要任务是就土改、工商业政策及经济发展等情况做社会调查。在塘边村，毛泽东遇上了正在这里带领工作队开展工作的贺子珍。

说起来，毛泽东和贺子珍已是老相识了。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茅坪，与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会师。袁文才曾在步云山备了两桌酒席为毛泽东接风洗尘，并请来了宁冈、永新的一些头面人物龙超清、肖子冬、刘真、贺敏学等作陪。袁文才介绍贺子珍时，毛泽东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有这样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而且颇有一股巾帼豪气!这对毛泽东来说，印象无疑是相当深刻的。

在以后的工作接触中，毛泽东逐渐知道贺子珍原名贺桂圆，1909年桂子飘香的时节降生在永新禾川镇一个叫“海天春”的小茶馆里。贺子珍懂事后，不喜欢“桂圆”这个名字，她要自强、自立，自我珍重，遂改名“自珍”，又称“子珍”。

贺子珍这时已是井冈山地区闻名遐迩的人物了。可这么一位年轻秀丽的姑娘怎么会变成“山大王”的呢?原来，在大革命时期，贺子珍就已崭露头角，曾是永新首任团支部书记、县党部妇女部长。1927年3月，中共永新县委批准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委任她为县委妇委书记。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银圆)都是永新县委委员。

贺子珍联络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暴动成功不久，遇到湘赣反动势力的联合进剿。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新县城南门，打退了敌人一个特务营的进攻，并缴获了百十支枪。打这次战斗以后，贺子珍的勇敢和枪法几乎被传为神话。这些，毛泽东也多少有些耳闻。后来，永新县守不住了，贺子珍随袁文才上了井冈山。

贺子珍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毛泽东率队上了井冈山以后，住在茅坪的八角楼。房子是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腾出来的。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或晚上到茅坪洞边散步，或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门。那时贺子珍临时住在袁文才家养病，由于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时常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这里时，只要贺子珍在，他总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态度非常和蔼可亲。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谈天说地。

这次，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因工作而相遇，两人心中都由衷地喜悦。或许是因为毛泽东到塘边村后一时难以找到更合适的住处，或许是因为愿有情人终能成眷属，工作队也把毛泽东安排到了贺子珍她们住的固春姬孤老婆婆家里。老婆婆高兴地把堂屋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

毛泽东一住下来，就立刻听取了贺子珍和工作队同志们的汇报。毛泽东一面认真地听，一面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并不时地提出问题：对这种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是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分和政治态度如何?贺子珍她们对这些问题一时还归纳不出来，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贫协主席怎么说等等。由于没能很好地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贺子珍感到很羞愧，白皙的脸胀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没有丝毫责备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说：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首先是调查者自己要心里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劲，收集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另外，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对土改的积极分子，我们就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是向富裕中农做调查，我们就要转两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也有几个弯。贺子珍睁大眼睛听着、领悟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接着，毛泽东提出要召开几个调查会，请工作队帮助组织、安排一下。贺子珍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项任务。她心里暗暗地想：这可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呀!

毛泽东不仅在塘边村做了深入的调查，还到附近的村庄去做调查。他了解的内容，有农村土地分配情况及不同层次的人对土地分配政策的态度，有工商业分布、生产、销售的情况及对有关政策的态度等等。之后，毛泽东在宁冈，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写了一个报告，也就是后来他十分惋惜、被丢失了的《永新调查》。这期间，毛泽东经常在屋里一坐就是一天，分析和研究调查材料。有时脑子太累了，就帮助固春姬老婆婆挑水、种菜、挑谷子等放松一下。对毛泽东早有爱慕之情的贺子珍看到毛泽东工作如此繁重，便主动默默地担负起照料毛泽东生活的工作。贺子珍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对毛泽东的爱慕之情就越深。

图为贺子珍纪念馆。

这时，在塘边村，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有一天晌午刚过，毛泽东和贺子珍正在堂屋里一起分析关于土地问题的调查材料。

突然，村东方向传来“砰!砰!砰!”几声枪响。不大一会儿，一个手持梭镖，跑得满头大汗的暴动队员闯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一支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地主保安队正向村里袭来，扬言要捉拿毛泽东领赏，现在离村子只有两里多路了!

原来，塘边村地处遂川、莲花和永新三县的交界。虽然永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塘边村附近几个县仍是敌人的天下。从塘边村逃出去的地主向附近的地方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有个中央委员毛泽东正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以五万大洋悬赏捉拿毛泽东呢!保安队这些家伙贪财心切，立即纠集起来向塘边村发起突然袭击。

贺子珍听完报告，不由大吃一惊。因为警卫班和跟随毛泽东来的一连红军，都到别处分散做群众工作去了，眼下只剩下几个暴动队员，而且他们的武器只有大刀和梭镖，显然跟敌人硬拼是不行的。贺子珍一时没了主意，她用焦急的眼神望着毛泽东，似乎在问：怎么办?

毛泽东遇险不惊，非常沉着、冷静，他仍然稳稳地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抽他的烟，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事实上，毛泽东正在分析眼前的局势。贺子珍想到的，他都想到了。如果硬拼，不仅会陷入被动危险的境地，而且还会危及塘边村群众的安全。于是，他用力扔掉手中的烟头，果断地说：“通知乡亲们，马上撤出村子，到山上躲一躲。”

塘边村处于群山环抱之中，走出村落就是山。山高林密，隐蔽性极好。毛泽东随同贺子珍、房东老大娘以及村里群众，一起撤上了山，隐蔽在密林深处。

敌人进村后，见空村无人，知道已有了准备。他们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久留，打了一阵乱枪后，便悻悻地撤走了。事后，贺子珍问毛泽东：“敌人怎么不上山搜查?”毛泽东笑了笑说：“敌人也怕呀!当时如果我们还手，敌人从枪声里就可判断出我们的力量。我们一弹不发，空村无人，他们不知深浅，岂敢贸然上山?三国时诸葛亮唱空城计，也是如此呀!”

在这次意外的事件中，毛泽东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深深地震撼了贺子珍的心灵。贺子珍感到，毛泽东的这种沉稳、自信的处事风格，正是她所缺乏的。打这以后，贺子珍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产生了一股质朴、挚爱之情：“要是能够永远在他的身边工作，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该有多好!”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带兵走上了井冈山，由此引出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井冈之恋” 。

1928年6月的一天，边界党的“一大”结束不久，毛泽东和贺子珍终于结合在一起了，热心的袁文才为他们在茅坪象山庵举行了婚礼。

此后，贺子珍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夫妻携手战斗在井冈山上。

四、用空城计赤手空拳镇顽敌

1947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全国战略反攻和各大区协同作战。

会议刚结束，刘戡率七旅之众由瓦窑堡北上，经大理河向小河扑来，企图封锁绥德、米脂，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包围在无定河以西。为此，昆仑纵队必须抢先过绥德。

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就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

周恩来首先介绍了敌情：“南边是敌占区，东边是董钊部，北边是刘戡的二十九军，西边是钟松的二十六师。我们是四面临敌，真是四面楚歌呵!”

毛泽东打趣地说：“可没有风声鹤唳!”紧接着他面带严肃，一边吸烟，一边思考。片刻之后，他手指地图说：“按原计划，顺大理河而下，向东边榆林方向走。也就是说，迎着敌人西进的快速部队方向行进。”

周恩来立即提醒道：“这可是敌人力量最集中的方向，也是很危险的。”

任弼时加重语气说：“这条路充满了刀光剑影。”

毛泽东以鲁迅的诗句补充道：“怒向刀丛觅小诗嘛!”

经过研究，确定了东进的行军路线。

8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向榆林方向转移，向西北野战军驻地靠拢。

这次行军，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改常态，将夜行军改为白天“明目张胆”地转移。胡宗南捕捉到消息后，一面派飞机轰炸袭击，一面令刘戡拼命追击。

当贺子珍等人在指挥永新暴动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萍乡发动秋收起义。

8月6日，为了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彭德怀发起了榆林战役。守城的邓宝珊连连向胡宗南告急求援，并惊动了蒋介石。8月7日，蒋介石飞抵延安督战。

蒋介石对于毛泽东的行动琢磨不透：彭德怀攻击榆林，毛泽东也往榆林走。但他的如意算盘是：集中十个旅的兵力，先解榆林之围，再将西北野战军主力歼灭于葭县、米脂、榆林三角地带，并寻机将中共高层机关一网打尽。

8月13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被刘戡、董钊和钟松两路敌人逼到了黄河以西、无定以东的狭小地区。

8月17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在乌龙铺住了一夜，又率队东进，来到了黄河岸边。刘戡率七旅之众紧紧逼近，情况万分紧急。

刘少奇、朱德得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处在前有黄河、后有数万追兵的险境之中，万分焦急，打电报建议中央立即过黄河。彭德怀派人送信，也建议迅速过黄河。

此时，毛泽东在曹庄的一个窑洞里正召集会议，研究行军路线。

“敌人已经从北路、南路、西路包围过来……”任弼时不无焦虑地说，停了一会又说，“德胜同志，看来只有向东走了。”“我有话在先，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现在，屁股后面有七个旅的追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过黄河呢?”毛泽东的话很坚定。

周恩来连忙说：“主席，我们要过前边的葭芦河，不是过黄河。葭芦河只是黄河的一个分汊。我们过了葭芦河，回旋的余地就大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解释，依然没有做出反应。

这时，侦察员飞马来报：刘戡冒雨从乌龙铺出动了。

毛泽东说：“既然敌人这么积极，我们动身吧!”并让任弼时传话：“继续顺河东上。”

茫茫的雨夜里，中共中央机关好不容易摸到了葭芦河边。几天来连降暴雨，葭芦河水骤然猛涨，像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几里地外就听到了轰鸣声，令人望而生畏。

“过不去了!大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大家纷纷议论着。

侦察员又报：“敌人已到曹庄，继续向我们逼近。”

塘边村遇险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迅速升华。

子弹在耳边呼呼地响，几个战士应声倒下。敌人的先头部队已占领了附近的山头。担任阻击任务的警卫部队只有两个连，是二百人对付几万敌人。

刻不容缓，任弼时派人找来了几只羊皮筏子。于是，在灰蒙蒙的天色下，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在一片助威声中登上羊皮筏子，在波涛中拼命地划。可一下子，连筏子带人全被卷进了激流，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向东的路走不通了。

敌人就在眼前。

“烟!给我拿烟来!”毛泽东伸出手轻声地说。

“烟，你有烟吗?”大家互相问着。

毛泽东这些天戒烟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准备烟。况且，连日来大雨不停地下着，人们都成了落汤鸡，哪里去找烟呢?

“德胜同志，我……我这里还有烟，有火柴……”

马夫侯登科终于小心翼翼地找出了那个小油布包，在别人的帮助下为毛泽东点燃。

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

大家的心也跟着烟头一闪一闪地跳着。

忽然，毛泽东把烟头一扔，掷地有声地说：“决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

他扫了一眼山头上的敌人，迈开大步，顺着河堤，向北迎着敌人几万支枪口走去。

大家惊呆了。

空气凝固了。

警卫员猛然醒悟，跑上前去保护，可被毛泽东喝退了。

从大革命年代的“井冈之恋”，到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模范夫妇”，贺子珍和毛泽东二人在政治风雨中荣辱与共。

毛泽东就这样泰然自若地向前走着。

队伍也紧随其后，排成两队走着。

这时，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敌人几万追兵呆若木鸡地看着毛泽东，几万支枪哑了。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大摇大摆地在几万敌人的目光下走过去，二百米，三百米……直到消失在远方，才听到激烈的枪声，但没有人追来。

这是毛泽东转战陕北最惊险的一幕。

几十年后，李银桥仍记忆犹新地说：“那简直是令人不敢相信的!当时胡宗南的追兵四五次追上我们，都是这样……”

毛泽东率队顺利地来到了一座大山脚下，他仰望云雾缭绕的山峰，对大家说：“上山吧!”毛泽东走在队伍的前面。

任弼时大声告诉队伍后的王参谋，把上山的痕迹抹掉，以免敌人摸到我们的行动路线。

毛泽东听后转过身子说：“没关系，你们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那些蠢货也毫无办法。”.

王参谋摇摇头说：“不行，敌人离我们这么近，说到就到，太危险了。”

其他人打趣道：“刚才是刘戡在睡觉，我们在他眼皮底下过来了。现在醒了，肯定要追的……”

毛泽东将手中的棍子往地上一戳：“给我竖，我叫他追，就怕他没这个胆子!”

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用意，对他们说：“你们照德胜同志的意见办吧!”

毛泽东走到山顶，听到山下传来的枪声，立足道：“是敌人来了吗?”他边说边找了块石头坐下，轻松地说：“好吧!我等着，我要看看刘戡是个什么鬼样子。”

过一会儿，侦察员气喘吁吁地上来报告：是对岸的民兵在打枪。

毛泽东站起身来说：“没有事，我们再走!”

虽已为迎击敌军的进犯做好了准备，但距敌人28日拂晓发动总攻的时间毕竟只有三天。而我回援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少则三天，多则五天，情况仍然十分危急。

毛泽东急中生智，对周恩来说：“我们不妨也来个‘空城计’。就是通过新华社把蒋介石、傅作义的阴谋公开揭露，并把我华北军民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公布出去。还要指出：你傅作义倾巢出动，还要不要北平了?这样，他们就会丧失进犯的信心，甚至不敢来犯。”

“这一计太好了!”周恩来赞同地说。

图为贺子珍纪念馆内部。

于是，10月26日，毛泽东为了对付从保定偷袭石家庄的傅作义军，将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公开播出：

“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二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悉，该敌准备于27日集中保定，28日开始由保定南进。”“此间首长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蒋介石和傅作义听到广播后，十分惊慌，不知道军事机密是如何泄漏的，更不知道是否该按计划行动。

敌先头部队刚出保定，就遭到我地方部队的阻击，行动迟缓。其他各部由于种种心理，有的龟缩不前，有的退回原地。敌人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的阴谋，很快就破灭了。

毛泽东和党中央依然在西柏坡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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