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归国，遂欧风法雨倡节育导性学，不一时便满城风雨。恰那是“五四”将尽欲“后”的时代，先前“德”、“赛”两先生同步也带来性伦理性道德革命的吁求，“人的发现”应有之义已经涟漪一池春水于妇女解放、新型男女关系、自由恋爱、婚姻家庭革命、性科学性知识普及、生育控制等方方面面，张竞生不算排头兵却力度加大，直冲那“脐下三寸”的霄汉开刀，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曾想铩羽而归，原来毕竟“国情”有异。他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向错误的对象用错误的方法收其错误之效，要不鲁迅怎么私下虽对其“伟论”表示“佩服”但终究以为“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两地书》)才有望呢。于是张氏的书《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他的妙论“新女性中心论”、“女子本位”、“情人制”、“外婚制”等，不免逾出国情。
比如说鲁迅以为尚在“私有之念”的爱情吧，其性质排它，所谓神圣、合法、单一诸性是到今天依然的。不过张竞生回眸其历史断言“自婚姻制立而夫妇之道苦多乐少”也不能不说触到一定的痛处。于是张生做奇想，欲将爱情范围扩至家庭以外，这即“因时势推移与人性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逐渐消灭而代之以情人制”(《美的社会组织法》)，就是当下人们“告别革命”情结下痛心疾首于“激进主义”的躐等和僭妄所怒目的张氏两性问题上的激进主义了。
张竞生曾感慨其在法国所实践之“情人制”等浪漫为喜剧，而返国后之所作所为无一不是悲剧，这有一例，是他与褚问鹃的故事。
褚女士是中国晚近女界之一景，她是浙江嘉兴人，身世凄苦，先前在山西作小学教员，不向封建势力低头，曾自作主张把庙宇中的菩萨诸神“请”走扩充学堂，激起当地士绅的哗然，乃被迫出走，后来终于考入北大，又在大革命中加入妇女解放的行列，发起“妇女之友社”，职任北京、湖北等地妇女协会负责人。
她曾慨然中国女子遭境的不幸，即便能读书的女子，咳，“我国女学受了‘良妻贤母’说的毒，可谓毫无生气!近年虽说改善，然而变相的‘良妻贤母’教育者，仍不乏人，更有利用女性弱点迎合恶社会心理，养成‘时髦派’少奶奶太太者亦非少数，真能拿定主意，去培养我国女界改革时代所需要的中坚人才者实不多见。无怪女学兴了数十年究竟造就了多少人才?解放了些什么束缚!环境吧，依然是黑暗层层。婚姻不自由咧;翁姑虐待媳妇咧;自杀咧……总说一句：就是女子的人格依旧没有夺回，依旧被压在几千重万恶的‘礼教山’下面，做那马牛奴隶玩物和装饰品的生活”。她是怀疑后走上革命的，那“革命方针”比娜拉们是伟大了：“要锻炼坚强的人格，养成自肆力与创造能力，培养进取精神和耐苦的习惯，使人人有完全独立的人格与创造环境的能力，然后可以同恶社会奋斗，而不致被彼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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