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

张昌平

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的关系，学者多有论述。代表性观点过去多援引《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汝荆楚，居国南乡……”一段文字，来形容商王朝对长江中游的控制。由于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发现，长江中游为商朝疆域的一部分或曰商之“南土”即为中国学者广泛所接受②。夏商时期长江中游是否已纳人中央王朝并形成大一统局面?美国学者贝格立认为虽然《史记》所列商王大多为甲骨文所证实，但“我们很少反省愈来愈多的考古学材料是否是在印证传统认识意义上的商?”(o虽然殷墟时期“青铜容器的制造业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分布都更为广泛，但他们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④。

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关系可能的确比我们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但随着今天日益丰富的考古材料，已有可能对夏商时期长江中游的文化格局作出基本的判断。而只有具分析该地区各时期文化动态的变化，才能更为客观地揭示两区域之间的关系。

虽然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晚于城背溪文化时期即已开始，并在龙山时期王湾三期文化对南方文化影响加剧，但江汉地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文化，大多可能仍然是石家河文化的延续⑤。中原文化摧毁南方地区文化体系并取代一些地区的土著文化，差不多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第三期⑥。前所知二里头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分布极不普遍，所见遗存亦不丰富。除了在一些地点偶见有这一阶段的遗物外，二里头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沿线和鄂北地区。分布于长江之北的盘龙城与荆南寺遗址虽然发展至二里冈文化时期已成为两个重要地点，但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的规模并不大。盘龙城遗址e目前仅在南城垣、王家嘴等地点发现二里头文化阶段遗存。其陶器以夹砂灰、灰黑陶为主，器类中鬲、鼎、深腹、罐、豆、大口尊数量略多，至较晚阶段已有鬲、鼎、罐、甑、爵、?、杯、簋、盆、豆、壶等。陶器的陶系、器类、纹饰均与二里头文化近似，但也有一些个性特征，如陶系中红陶的数量略多，器形上鬲口沿较平而唇部较尖，鬲裆较平甚至下垂，大口尊的肩明显等等。这些个性有的还为本地区二里冈阶段文化所继承。从文化性质来看，盘龙城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应是二里头文化直接传播的结果，它应是二里头文化在长江中游的一个地方类型。荆南寺遗址⑧中二里头文化时期遗物性质可能较为复杂，陶器中二里头文化因素有鬲、扁足鼎、大口尊、花边圆腹罐、深腹罐等，其特征与二里头文化陶器极为接近。但该遗址这一时期也可能包含大口红陶缸、米粒纹釜、小平底凸肩罐等地方因素⑨。我们目前还难以判断二里头文化时期荆南寺遗址的性质。总的来看，盘龙城与荆南寺二遗址这一时期文化表现出较多的内在联系，如二者都分布在距长江北岸不远的小水系近旁，都以典型的中原文化因素及其变体为主体，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阶段都开始较多出现以红陶缸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因素。推测二里头文化应当是由豫东南经大悟、孝感一带[10]传播至盘龙城，而后逆江而上至荆南寺遗址。

鄂北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见于襄阳王树岗、钟祥乱葬岗以及枣阳墓子坡等地点。王树岗遗址[11]陶器以灰褐陶为主，器类中罐、盆、大口尊较多，其他还有鼎、簋、豆、杯、高领罐等，某些陶器如大口尊、深腹罐、鼎特征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基本一致，是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诸遗址中二里头文化因素较典型的一处。该遗址年代的主体仍然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但上限可能更早一些。乱葬岗遗址[12]出土陶器主要有鼎、鬲足、大口尊、盆、盘、豆等，各器类几乎在二里头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可比器，但器物特征又与二里头文化存在一定区别，如陶器陶色呈浅灰色、罐类器少见、器口多卷沿侈口、尊长颈折腹不明显、不见某些二里头文化常见的器类等，陶器面貌暗示该遗址社会等级应当较低。从风格上看，乱葬岗遗址文化因素与其南的荆南寺遗址差异颇大，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他们之间似乎并未发生直接联系。枣阳墓子坡遗址[13]未经发掘，采集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所见器类有鼎、鬲、尊、盆、罐，所出鬲的时代特征可晚至二里冈文化时期。’该遗址遗物总的特征与二里头文化接近，但陶器中鼎的按窝纹作法较特别，一些器形特征亦与二里头文化也有所不同。鄂北地区二里头文化表现出与长江沿线二里头文化不同的特点，这里除鬲较少见之外，江汉地区陶器红陶偏多的现象不见，也不出红陶缸这种特征鲜明的器类。王树岗等遗址文化性质较单纯，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似可认为是二里头文化发展到地方的变体，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包含有复杂文化因素的长江沿线盘龙城遗址等遗存不同。王树岗、乱葬岗均位于汉水西岸，墓子坡遗址在汉水之东的支流旁，考虑到中原文化由南阳盆地向南施加的影响自二里头文化早期即已开始”，王树岗等遗址应是二里头文化经由南阳盆地、顺汉水向南传播所致，但这一南下势力似乎并未打通至长江一线的通道。

长江沿线及鄂北两个区域文化由中原地区传人的途径不同，文化面貌也略有区别，但典型二里头文化因素在这些地区文化中已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此前的石家河文化因素残存甚微，因此我们似可认为长江以北的中游地区当时已处于二里头文化的势力范围。此外，二里头文化还通过荆南寺遗址向南对湘北地区、向西对三峡地区甚至三峡以西地区产生影响，二里头文化的觚、蚕(或鬻)、深腹罐均可以在这些地区相当或略晚时期遗存中在找到变体或遗型。而长江中游以东邻近地区如安徽二里头时期文化则似乎是通过豫东地区传人、并且接受了岳石文化的影响[15]。

二里冈文化时期，商人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扩张基本上是沿着二里头文化东线的足迹南下，即由豫东越过桐柏山，顺擐水、滠水及其附近进入盘龙城。较此前相比，二里冈文化对长江中游的经营力量大大地加强了。在盘龙城以北的鄂东北地区，目前已发现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40余处[16]，较为重要的遗址如安陆晒书台、孝感聂家寨、殷家敦、云梦好石桥等，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遗存延续时间与盘龙城相同，由此反映了二里冈时期商文化对南方联系的密切。

盘龙城是商文化在南方最为重要的一个据点。盘龙城遗址实际上是由城址和几个规模较小的遗址组成的聚落群，城址面积290X260平方米，城址东北发现三处宫殿建筑基址。近年在盘龙城城址北部、西部距原城垣250—500米之外又发现带状夯土遗迹，极有可能为城址外围城垣[17]，若如此，则盘龙城城址规模接近郑州商城!李家嘴M1、M2、杨家湾Mll等墓葬各随葬多套酒器组合、出土青铜器20件以上，他们仍然是迄今所见二里冈文化时期规格最高的墓葬。凡此均说明了盘龙城遗址在当时的地位。盘龙城遗址遗存特征反映出这是一支以中原地区商文化因素为主体的文化，其表现是：青铜器、玉器特征与二里冈文化基本相同，如青铜容器和郑州二里冈文化青铜容器使用基本相同的器类、组合和器形；装饰以兽面纹为主的、种类与结构基本相同的纹饰；可能使用相同的铸造技术。宫殿及墓葬等高等级遗迹特点与二里冈文化高度一致。陶器的器类、形制基本特征亦与二里冈文化相同，但也表现出较多的地方特征，如红陶偏多、一些器类的器形有所变异，如陶鬲裆部较平，形制接近于鼎等。就性质而言，无论盘龙城为中原王朝派出的军事据点抑或为方国，这里臣服于商、向中央王朝承担纳贡义务的地位似乎为论者所广泛认同[18]。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原向南方地区文化输出的窗口的同时，通过盘龙城，南方一些文化因素也传播至中原，这些因素如郑州商城发现的红陶缸、硬陶与原始瓷等。另一方面，由于青铜文明长时间的发展，当地应当已经掌握青铜铸造技术。过去因为盘龙城与郑州青铜器极强的相似性，乃至于过去大家都认为这里的青铜器特征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甚至有学者认为盘龙城青铜器为郑州地区铸造而后输入[19]。如果我们将两地出土青铜器进行细致的比较，那么不难发现，盘龙城青铜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上都存在一些细部差异[20](除郑州青铜器因报告未加报道而铸造特征不明、无法得出比较结论外)。这些初露端倪的个性因素，对于我们理解商时期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一方面，虽然迄今为止盘龙城遗址一直没有发现直接证据证明当地可能铸造青铜器，但盘龙城青铜器个性特征的存在，无疑为这一器群是当地生产的结论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殷墟文化时期南方地区青铜器包括青铜礼器具有与殷墟青铜器不同的特征，现在看来，这些个性特征的形成以及南方地区较发达青铜文明的出现都并非突然，盘龙城青铜文明的存在，正是为长江中游地区其后青铜文明的涌现奠定了基础。

除了盘龙城之外，商人似乎在周围还设立一些次一级的重要据点。新州阳逻香炉山商时期遗址中出土有鼎等铜器；黄州下窑嘴发现有二里冈上层阶段墓葬，随葬鬲、觚、爵、?、瓿等16件青铜器[21]。随州庙台子遗址商文化面貌与盘龙城相似，遗存可能延续至殷墟文化第一期[22]，距庙台子遗址不远的淅河也出土有觚、爵、?等铜器[23]。据说近年武汉大学在云梦发现特征与盘龙城相似的早商城址，可见商人对鄂东地区的经营的不遗余力。

以盘龙城为据点，商文化对长江中游地区的传播范围广泛，影响势力在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达到高峰，其时长江中游地区的大部都可见商人势力的影响。二里冈文化由盘龙城向东发展至黄梅[24]，东南及于江西九江地区。九江神墩[25]、龙王岭遗址[26]既有以陶鬲为主的中原二里冈文化因素，又有硬陶、原始瓷罐、尊等当地文化因素。商文化势力在这一带虽并未象盘龙城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但商势力的存在可能的确与铜矿资源相关，瑞昌铜岭矿冶遗址11号竖井是南方地区首个年代明确属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矿冶遗存。

二里冈文化的势力向西的发展，依然是溯长江而上，也再次到达荆南寺及邻近区域。位于长江南岸的岳阳铜鼓山遗址[27]地处盘龙城与荆南寺遗址之间，文化面貌颇为复杂，既有江汉地区常见的红陶缸，又有当地文化特有的盘口鼎、折肩釜，还有来自澧水流域的釜鼎和长江下游的硬陶，二里冈文化的鬲、大口尊、簋、豆等文化因素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商人在当地的地位，可能与九江地区的形势相似。荆南寺遗址也包含有中原、当地、澧水流域以及可能东来于盘龙城等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另外还有比例较大的来自三峡地区的凸肩小平底罐、豆形器等三星堆文化因素和当地的米粒纹釜。荆南寺遗址所见各类文化因素如二里冈文化因素都颇为典型，而距离荆南寺遗址不远且年代与之相当的沙市李家台遗址[28]陶器则以当地文化的米粒纹釜、红陶缸和三星堆文化的小平底罐等为主，二里冈文化因素只占极小的比重。鉴于荆南寺一带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推测荆南寺遗址本身，在当时似乎具有自由贸易港之类的性质。

总之，二里冈文化时期商人向南行进线路是沿着二里头人的足迹前行(只是在鄂北地区我们难以找到商人通过南阳盆地进入江汉地区的证据，甚至迄今为止，在南阳盆地及襄樊地区，典型的早商文化遗存的发现也寥寥无几)，商人经营的重点区域主要在长江以北的鄂东北地区，而从江西九江、岳阳铜鼓山等一些长江南岸遗存的情况看，长江中游一段水道也极有可能为商人所控制，因此我们可以说长江以北地区当时属于商王朝的疆域范围。除了商文化向南的传播之外，富有江汉地区文化特色的大口红陶缸在长江中游分布普遍，长江下游常见的硬陶通过吴城文化到达盘龙城并向西及于荆南寺，这两种文化因素又都为商人所接受并在二里冈遗址中有明显的反映，说明了文化之间的互动。

自“中商文化”时期开始，中原与南方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殷墟一期文化之前商文化的前沿退缩至罗山一线，盘龙城和其他许多类似的遗址一样被遗弃。此时的南方，显然已非“王土”。而在此前商文化的影响之下，南方地区出现了包括三星堆、吴城文化在内的不同的青铜文化。这些文化之间以长江为联系通道，与此同时，他们又顺汉水向北与渭水、黄河中游地区文化建立了密切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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