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版《金庸作品集》除了字句方面的增删润色外，还有不少大段的改动，如《天龙八部》第四十回，金庸为解释鸠摩智为何会习得"小无相功"，就增写了数页的"往事依稀"。其中写鸠摩智为了窥看姑苏慕容在"还施水阁"中的武功秘笈，偷偷潜入位于太湖中的燕子坞参合庄："庄中果然并无主人，来到书房翻找，只是些《十三经注疏》、《殿本廿二史》、《诸子集成》之类书生所用的书本，全无所得。"于是鸠摩智随后又来到王夫人的曼陀山庄，并在那机缘巧合地得到了"小无相功"秘笈。

鸠摩智在曼陀山庄的遭遇，是这段"往事依稀"的正题，前面写他在燕子坞的无功而返，只是铺垫，而所提到的那几部"书生所用的书本"，更是铺垫中的"闲笔"。但熟悉金庸原著的人应当知道，金庸是很重视"闲笔"的，往往是"闲笔不闲"，看似不要紧的词句，其实是有说明背景、点明人物身份气度、营造氛围甚至铺设伏笔等作用。

金庸特意在新修版中点出这几部书，应该是想为燕子坞的书房营造一种书卷味。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向来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此处所罗列的三种，刚好就是经部、史部、子部最重要的丛书。乍一看，写得很合适，但其实不然，下面一一分说。

"十三经"是十三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它们虽然成书时间很早，但被并称在一起，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最早先秦、秦汉时的"六经"或"五经"，到唐代的"九经"、"十二经"，最后到北宋末形成"十三经"。而到了南宋，又出现了汇集汉魏至唐宋著名学者对这些经典的注、疏（"注"是对经文的解释，"疏"是对前人"注"的疏通）的合刻本，即所谓的"十三经注疏"。"十三经注疏"此后屡有重刻，到清代嘉庆年间，大学者阮元主持重刻，并撰写校勘记附于卷末，成为最通行的善本。现在一般提到"十三经注疏"，多是指阮刻本。《鹿鼎记》第四回写韦小宝潜入康熙的御书房，寻找《四十二章经》，结果看到一部"十三经注疏"，并沾沾自喜能认得其中"十三"二字，这个情节虽有点勉强（阮元是乾隆、道光时人），但还说得过去；但《天龙》开头的"释名"交代说，"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根据上文可知，北宋哲宗年间，应该是有"十三经"的说法了，但作为整体的"十三经注疏"却还没出现。

再说正史。我国的正史，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算起，历代都有撰述，其总数也在不断增加。人们把最早出现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称为"前四史"；唐代又有"十三史"；宋代又有"十七史"，文天祥曾说过一句名言："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也证明"十七史"的说法是宋人常谈；明代又有"二十一史"；到清乾隆年间，又有钦定的"二十四史"；到民国年间，又有所谓"二十五史"，即"二十四史"再加《新元史》或《清史稿》。

如果说燕子坞中出现"十三经注疏"还只是小有瑕疵，那么在对正史并称的历史有所了解后，再看那部"殿本廿二史"，就会发觉问题更大。"殿本"是版本学名词，指清代的一种官刻本，因其刻书机构设在故宫的武英殿，故名。上文提到的乾隆年间钦定的"二十四史"，就是所谓的殿本，叫做"殿本二十四史"。"殿本二十四史"并非一蹴而就，武英殿在刻成"二十一史"后，又加刻了《旧唐书》，至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刻成，成为"二十二史"。只是囿于习惯，乾隆十二年二月的御制序还是写《重刊二十一史序》。之后又刻出《旧五代史》，加上乾隆四年刊刻的《明史》，才并称"殿本二十四史"（参见黄永年《史部要籍概述》）。金庸书中称"殿本廿二史"可能是指乾隆十一年刻成的"二十二史"；也可能因为金庸对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金庸《袁崇焕评传》的注释曾引及此书）等书名比较熟悉，一时不查，写成了"殿本廿二史"。但不管怎么说，北宋人的书房中既不会有清代的"武英殿刻本"，也更不可能有由元朝人、明朝人编纂的《宋史》《辽史》《金史》《元史》。

而收录子部著作的《诸子集成》，出现时间就更晚了。它是民国时期由世界书局汇集出版的，硬皮精装共8厚册28种，多为清代学者的校注本，如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孙诒让《墨子间诂》等。慕容博如何能在书房中捧读硬皮洋装书呢？未免过于胡闹了。

金庸对经史子集文句的引用是不少的，大多都很精当；但新修版的这处"闲笔"，却显出他对古籍文献的源流不够精熟，涉笔时未仔细推敲。虽说小说中的"时代错乱"，中外名著多所不免；虽说"稗官小说不求事事与正史相合"（金庸《鹿鼎记》第二十一回自注），"记诵失检"也只是"癣疥之疾"（钱锺书《谈艺录》中语）。但作者本想用几句"闲笔"烘托出宋人书房的氛围，却几乎给人以民国时书房的感觉（那几套书对民国时的文史学者，倒真算是必备工具书），从艺术效果上看，毕竟是小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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