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曾作为首相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自上个世纪始，他睿智的铁腕政治家形象，早已被世人熟知。丘吉尔还是一位历史作家、传记作家、战地通讯记者和回忆录作者，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遍布世界各地。《丘吉尔：一个政治领袖的文学与思想资源》，正是一部细述丘吉尔思想的最新传记作品。对丘吉尔而言，政治和文学是同一职业生涯的两面，不可分割。

狂热的戏迷

他的许多最关键的政治抉择都是表演行为，其中一些甚至只有放置到戏剧史语境中观察才有意义。

丘吉尔小时候喜欢摆弄玩具士兵，但他的传记作者经常忽略另一个同样显著的事实：他同样喜欢他的微型剧场。

丘吉尔一生都是剧院热心的常客。他的档案中有几个文件夹的订票收据，遗憾的是收据上没有标明他都看了哪些戏。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他的大部分观剧记录，这对理解他的政治生涯是至关重要的。和大部分政治家比起来，他是一个公众表演家，总是站在舞台上，处于角色状态。他毕生散文作品的显著特征，就是大量戏剧性的隐喻。他的许多最关键的政治抉择都是表演行为，其中一些甚至只有放置到戏剧史语境中观察才有意义。

丘吉尔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上流社会度过了童年，彼时看戏是体面、时尚、普遍的行为。丘吉尔曾经提及他年轻时对私人演剧的"醉心"，他热衷于学校的戏剧表演，曾在小歌剧里扮演罗宾汉，还有莫里哀《屈打成医》里的玛蒂娜。他喜爱吉尔伯特、苏利文和圣诞话剧。在哈罗公学时还参加了背诵莎士比亚戏剧的比赛，在25个男生中排名第四。他甚至可能曾在戏剧创作上一试身手，1887年10月他弟弟杰克告诉父亲，丘吉尔"在为圣诞节写一部希腊式的戏剧"。

1930年，丘吉尔出版了《我的早年生活》，此时他已经明白父亲的政治秀为何以失败收场。他曾经提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就发现，在一个追求政治冷静与紧缩的时代，这并不奏效。但他依然认为，伦道夫勋爵的功绩应该用他所扮演的角色来衡量，"取决于他的人格给他的同时代人留下的印象，而不取决于他的言行。如果形势一直保持有利，这种深刻印象也许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天生具有这种力量和魅力。"

丘吉尔15岁的时候就常常出没伦敦的公立剧场，观看《百万英镑》之类的情节剧，彼时他可能还在玩着玩具舞台。情节剧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修辞和政见，通俗的文艺与高深的治国之道在他身上的融合程度，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当小布什说"本·拉登，来一决生死"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这是美国西部片的经典台词。但要从丘吉尔的散文中剥离出戏剧的成分是很难的，因为时至今日，除了少数戏剧史学家，恐怕没有几个人记得那个年代的戏剧腔调了。但在当时，人们对此熟知，并且知道丘吉尔在运用它们。就连他的保镖也曾经用"做戏"一词来概括这位伟人。那么要"做戏"，在此就要先来个剧情简介。

在滑铁卢战役和索姆河会战之际的年代，情节剧在英国流行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正如从南北战争结束至越战期间，西部片在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地位一般。除了剧院，情节剧的身影还弥漫在小说（尤其是司各特和狄更斯的作品）、报刊和历史写作中。政治修辞经常征用情节剧的主题和语言，其中一个案例是民众对1834年济贫法的抗议。学者迈克尔·布斯将情节剧定义为"一个确凿的世界，没有混乱，没有怀疑，也没有纠结；一个善与恶黑白分明的世界；一个正义的世界，历经劫难，赏善罚恶"。

正因为如此，情节剧中的角色都是千篇一律，一眼望到底的。恶棍策划阴谋，他"思来想去，挑来拣去，着手行动，改变计划，酝酿新的阴谋"，并且通过旁白，直白地把自己的计划展示给观众。而主角丝毫没有察觉小人的诡计，不然就会采取行动制止他了。布斯不得不承认："主角真是蠢。"但情节剧的基本观念从根本上说是自由主义的：农民谴责贵族，工人反抗资本家，水手对阵船长，义军讨伐暴君，贞女抵拒色鬼。还有最喜闻乐见的主题：无辜者蒙受牢狱之灾最后洗脱冤情。主角对抗邪恶，永不服输，宽恕被打败的敌人，待人真诚宽大。或者就像丘吉尔自己的题词： 战时果断，败后不屈，胜时怀仁，和时亲善。

情节剧靠"煽情和快进"切换场景，虽然在舞台上实现这些十分困难且代价高昂。它常常通过大爆炸达到高潮，锅炉爆炸、火车头爆炸或者火药桶爆炸。在繁琐的玩具安全管理条例还没颁布之前，孩子最喜欢在家拿迷你舞台和各种零件模拟这种效果。丘吉尔最喜欢的一出戏剧，艾萨克·波考克的《米勒和他的部下》，就以令人难忘的烟火表演收场。情节剧的台词以夸张和戏剧性为典型特色，常常强调铿锵有力、以字母"r"结尾的卷舌音。有时候没有卷舌音，比如丘吉尔号召人民抵抗纳粹的时候，他就自己给"纳粹"的"纳"加了个卷舌音。

在犹太人问题上，丘吉尔也间接地受到了《英国玫瑰》的影响。这一剧作并未提及犹太人或犹太教，但情节与四年之后亦即1894年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惊人地相似：一个流离族裔的勇士蒙受不白之冤，但最后被证明无辜。1898年9月8日，丘吉尔从恩图曼写信给母亲，这是他认同犹太人事业的第一份记录："左拉万岁！我非常高兴见证这个大阴谋彻底崩溃！"直到1929年，他仍然执着于论战，令他沉迷的也正是政治的舞台效应。"德雷福斯案的进展真了不起，"他告诉母亲，"自从角斗被禁止以后，全世界都没看过这么精彩的一出戏了——真是血肉横飞！"

作家的肖像

丘吉尔写小说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的外祖母范妮坦率地告诉他，他写不好爱情戏。

1897年8月24日，丘吉尔写信告诉母亲，他正在写一部小说，已经写了80页。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十分自负："这无疑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事……我自己都对这么丰富的点子感到惊讶……我热衷于此，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我所有的理念……过程充满了冒险。"小说的题目拟为"国家大事"，故事发生在"巴尔干半岛某地"。《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毁在印刷问题太多，但这只是激起了丘吉尔的雄心壮志，"要写一些能在文学上永垂不朽的东西"。小说出版时定名《萨伏罗拉》，但后来差不多完全被人遗忘了。有关丘吉尔的传记也几乎不提及，大概因为它写得实在太差，几乎可以名列19世纪最糟糕的小说之一。但糟糕的小说也可能是绝佳的切入点，尤其这部作品显然深刻地反映了丘吉尔的核心政治信念与方法。

丘吉尔从来不以在文学市场上趋时逐利为耻。《萨伏罗拉》的故事翻版于1894年的畅销小说《赞达战俘》，作者是安东尼·霍普。《赞达战俘》是浪漫奇谭与政治阴谋的结合体，故事发生在巴尔干地区一个杜撰出来的王国罗里塔尼亚，"罗里塔尼亚人"后来成为了一个英语典故。而丘吉尔把他小说中的王国命名为"劳拉尼亚"，还像许多拙劣的年轻作者一样，把自己设置为处女作的第一人称主人公。萨伏罗拉是一位作家和政治家，煽动推翻劳拉尼亚的暴君莫拉里。在演说上，他追随和丘吉尔相同的文学范式：吉本、莱基和麦考利式的宏大历史叙事。而在更广泛的框架中，可能又没那么宏大：他还是个业余的天文爱好者，仰望群星的时候，就把短暂而微不足道的人类历史抛到脑后了。

拜他的戏瘾所赐，丘吉尔发现，《赞达战俘》在不同层面上都是十分吸引人的文学范本。1896年，它在伦敦西区被搬上舞台。和《萨伏罗拉》一样，作品中充斥着各种戏剧隐喻："扮演角色"，"地下演剧"，"闹剧"……情节围绕着一场大胆的政治作秀展开：英国人鲁道夫·拉森狄尔假扮罗里塔尼亚国王，拯救真国王于一场宫廷政变。一言以蔽之，主角就是一个"戏子"。

除了借鉴安东尼·霍普的作品，《萨伏罗拉》还吸收了另一种流行文艺体裁的元素——革命主题的情节剧。丘吉尔曾经提及他看过一场俄罗斯虚无主义题材的戏剧，没有提到剧名，但很可能是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的代表作《红灯》，于1887年首演，19世纪90年代多次重演。不管怎么说，萨伏罗拉都是一个出色的革命者，稳健，民主，主张宪政。但是，剧中还有另一派邪恶的革命者，"外国势力"支持下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共产共妻。

小说的开放式结局陷入了混乱，丘吉尔只能搁笔收场。在简短的后记中，他告诉跳入大坑的愤怒读者，劳拉尼亚人最后终于幡然醒悟，重建和平，迎接萨伏罗拉回国。《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对这本书的其他方面赞誉有加，对此却批评道："萨伏罗拉逃走，故事轰然崩塌，就像是作者写流血冲突写累了，索性腰斩，草草结尾。"丘吉尔写小说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的外祖母范妮坦率地告诉他，他写不好爱情戏。更有甚者，他也不会架构情节。像许多码字老手一样，他迷恋文学手法，但不太擅长运用它们。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只有一个段落提到了《萨伏罗拉》："我一直劝我的朋友不要读它。"他实话实说，把小说的烂尾大坑比作"达达尼尔海峡"。而小说中劳拉尼亚海军的逆袭，惊人地预言了后来丘吉尔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两者都试图在没有陆军接应的情况下攻防一座主要城市。这又引出了一个麻烦的问题：在军事和政治上，难道丘吉尔也真的像在文学中那样惯于依赖"大反转"，不充分考虑可能的后果吗？在《我的早年生活》的后文中，丘吉尔打了个比方：

写书不同于造房、打仗，也不同于作画。技巧不同，材料也不同，但其原理是一样的。基础一定要打牢，数据要搜集好，前提必须和结论相符。还可以加以修饰。这样的成品仅仅是主题的成功展示。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其他人事无时无刻不在施加干扰，优秀的将领总能不受制于作战计划而达到预期的作战目标。

较之这些缺点，《萨伏罗拉》在某些方面还是成功的。《麦克米伦》杂志于1899年5至12月连载，稿酬100镑。1900年2月由朗曼书屋在欧美同时出版，截至当年7月31日，售出了约8000册。《萨伏罗拉》甚至还有中文版，192019年10月至192019年2月在杂志上连载，192019年11月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192019年重印。由林纾翻译，他是在中国推广西方文学的先锋。和丘吉尔一同由他译入的，还有查尔斯·狄更斯、瓦尔特·司各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丹尼尔·笛福、乔纳森·斯威夫特、斯托夫人、华盛顿·欧文、亨利克·易卜生、列夫·托尔斯泰乃至威廉·莎士比亚。这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林纾译入的第一批西方作品，在译序中他明确地指出，《萨伏罗拉》的主题能使中国读者产生自然的共鸣。

两次世界大战

丘吉尔随时记录自己的想法、疑问和指令，每年都有几千条。刚刚当上首相的时候，他立了规矩：他的指令，只有写下来了才能当真。

张伯伦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曾这样评价道：丘吉尔无疑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但也是一枚充满"无规律能量"的爆弹，总是叫嚣着要"不计代价不论方式地'行动'起来"。

丘吉尔随时记录自己的想法、疑问和指令，每年都有几千条。刚刚当上首相的时候，他立了规矩：他的指令，只有写下来了才能当真。一战期间，他也采取了相似的策略，最后用积攒的材料写成了《世界危机》。和其他大部分内阁官员不同，他亲自阅读所有发给他的电文。这种行为有效地消弭了政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他身为第一把手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下一本书的材料。1939年9月，他回归海军部才几日就引起了不满。"他在写新的回忆录。"一名官员对塞缪尔·霍尔说。"为什么他不索性带着他的'世界大战'来上任？"商务部长奥利弗·斯坦利也质问。9月17日，张伯伦写道，他对丘吉尔的处理比他所预期的要温和得多，只是：

……他不断地给我写长达数页的信。我们在战时内阁天天见面，似乎没这个必要。可我知道，这样以后他写起书来就可以引用这些信。我至今没回复过，但是昨天又收到了一封，显然是为了表现他的深谋远虑，明确地提醒我要从长计议，我也得写点什么，将来书里好引用。

丘吉尔的信件和张伯伦的回信都出现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它们显示，更有先见之明的其实是张伯伦。为了在西线迎战德国的猛攻，丘吉尔建议加强静态防御，部署一战时备置的火炮，而张伯伦优先发展了皇家空军。丘吉尔写备忘录惯于越俎代庖（比如操心管陆战），只为了将来能收进"书里"，以至于10月初被张伯伦叫停。但是人尽皆知，丘吉尔依然为了最后出书而笔耕不辍。"这写一本书都够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如是评价1940年1月15日的北欧事件备忘录，后来，它们真的被收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爆发几周后，桑顿·巴特沃斯提议，一旦结束，丘吉尔就应该出版一部历史著作。据约翰·科尔维尔称，早在1940年12月，丘吉尔就告诉他，他计划"写一部关于战争的书，他脑子里都一章一章地安排好了"。这真是走一步看十步的典范：后来他的战争史写了六卷，彼时现实中的战事还没有发展到第二卷结尾。但是对丘吉尔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次艺术创作。几周之后，他对着下议院精确地形容道："我无法对未来做出什么美好的预计。事实上我认为，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乃至整个英语世界都在死荫之谷中艰难跋涉的时候，我们下笔只能愁云惨雾。"

在构思着下一本书的同时，丘吉尔完成了他手头的新作。战争爆发时，《英语民族史》已经有了53万字的草稿，按照合约还要写40多万字。1939年9月10日，他让写作助手之一，历史学家G·M·扬格给全书收尾。要重点突出老查塔姆伯爵："这个人一夫当关，迫使一个强大而走下坡路的政府屈服，此后那辉煌的四年打赢了七年战争，完成了'第一大英帝国'的建立。"全书完全聚焦于英国，只有一处例外：最后一章讲述了美国内战，以林肯被刺告终。丘吉尔承认这一部分比重过大，"但是这部书意在吸引美国，自然需要强调他们的引人注目的斗争。我在这部分花了大力气。"他强调"时间紧迫"，希望11月15日能终审全稿。他的目的非常明显，尽快出版《英语民族史》，以影响战争进程，鼓动整个英语世界联合起来。

丘吉尔重返海军部后不过几周，斯克里布纳就推出了新版《我的早年生活》。当红的反纳粹专栏作家多丽丝·汤普森作了新的序言，热烈地表示支持丘吉尔。"作者自序"则补充了更多关于丘吉尔美国先祖的背景说明。1939至1945年之间，斯克里布纳重印了七次这部书籍，总印数不下一万册。

"这是一个奇迹，"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草稿中写道，"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在公众的敬意中坚持下来的，还保住了位置。而所有的责难都指向了可怜的张伯伦先生。"但是4月27日科尔维尔就预料到，由于挪威的溃败，丘吉尔将被推上首相之位，即使他很大程度上也要为战败负责。因此，他大概要感谢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成了"温斯顿的头号公敌，而这帮助他在英美两国成就了头号国民英雄"。二战已经变成了一出宏大的情节剧，有一位善良的老派主角，和一名出彩的恶棍。"希特勒总是令丘吉尔很高兴，"丘吉尔的保镖沃尔特·汤普森回忆道，希特勒为他的对手而震怒，而丘吉尔充分享受其中的戏剧意味：

他自己用留声机放（希特勒的）翻译过来的演讲录音听，不让技术人员切掉其中的欢呼和喧腾。他喜欢听德国人集体痛骂他，在座位里俯下身子听得津津有味，内容充满了快速切换的画面感。希特勒正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上，以他惯常的高谈阔论口吻威胁道，英国往德国扔上一颗炸弹，德国就要扔回去一百颗，除非英国让丘吉尔下台。首相喜欢把希特勒指名道姓提他的部分反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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