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不是来自哪一个国家或属于哪一种文化，而是来自许多的国家并属于不同的文化。到达北美殖民地的首批犹太人，是所谓的瑟法底犹太人，他们此前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寄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处状况与后世美籍犹太人所来自的德国、俄国或东欧地区的状况比起来，是大不相同的。不管外人怎样把他们混为一谈，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是属于不同的群落。他们至今也没有完全融为一体。

今天，绝大多数的美国犹太人，都是1880~1920年间从俄国、波兰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移美犹太人的后代。在那40年当中，曾有1/3的东欧犹太人迁到了美国。

尽管因寄居的国家不同而产生了文化上的断裂。甚至内部在宗教理论和实践上也存在着分歧，但是犹太人不仅供奉古代以色列的同一始祖，分享宗教信仰和历史传统的共同内核，而且作为少数种族，不管旅居何处，都曾有在不同程度上长期遭到异族敌视的悲惨经历。其他种族是到美国才变成“少数”的，而犹太人在欧洲各国早就作为“少数”生活过几百年了。

故土

在公元70年，当罗马帝国的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时，古代犹太人就从自己的故土上被驱逐出来。从此开始流落异国他乡，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散居欧洲各地，乃至遍及全球。

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取代了多神信仰之后，犹太人变为欧洲大陆唯一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故所到之处皆成“局外人”。这就使犹太人在基督教狂热时期(比如十字军东征)或宗教大恐怖时期(比如中世纪不时发生毁坏整个地区的灾祸)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十字军穿过欧洲，向东讨伐穆斯林人，沿途时常停下来屠杀所在地区的犹太人，当地的暴徒也趁火打劫。当毁灭性的灾祸降临欧洲时，好多人认为那是上帝发怒的征兆，祈望通过把他们当中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来求得上帝息怒。除了这些多少是直接偏见和恐惧所引发的动机外，当时也还有许多居心不良的人，企图借助消灭犹太民族以捞取物质利益，因为犹太人被视为经济上和宗教上的竞争对手或者是债主，杀死债主及其合法继承人，这样就用不着还债了。在那个时代，极端无知的平民百姓容易被老奸巨猾的政界、经济界或宗教界的领导人所操纵，反犹太情绪就是这些领导人挑起的。在多少个世纪里，犹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杀或大批地从欧洲各国被驱赶出境。

在这些历史惨剧的间歇期里，犹太人就委曲求全。设法在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夹缝里寻求生存的机会。犹太人若想用武力来反抗，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因为在任何地方，他们在人数上都绝对寡不敌众。受外族欺压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在其各自的国度里毕竟是人多势众，可以组织零星的暴动或进行地下恐怖活动，以对付征服者。外侮造就了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斗争精神，但对于处境截然不同的犹太人来说，外侮却养成了他们逆来顺受的心理，强调诉诸武力和暴行是徒劳的，认为在逆境中应当依靠自己的智慧、策略和韧性。当年犹太民族住在自己的祖国巴勒斯坦时，也曾经是个勇武善战的民族，正如现代的以色列人民再次表现出来的那样。但在他们散居异国他乡的那些漫长的年代里，情况并非如此。

从许多方面来看，犹太人的地位在罗马帝国早期的几百年里，要比在帝国晚期衰落及中世纪欧洲兴起的时候还要好些。早期罗马帝国是个多神论和多元化的庞然大物，在相对宽容的帝国内部，各种各样的种族和宗教群体能够相安共处，犹太人只是其中一分子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罗马帝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注入一个重大褊狭因素的，正是犹太?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在古罗马，许多宗教派别为表示相互敬重而举行仪式或纪念活动是常见的事，但犹太人和基督徒谁也不参加这类活动。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就意味着“偶像崇拜”。二者也都曾因政治上的分裂态度和行为而遭到罗马帝国当局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并非后来盛行于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那种意义上的宗教迫害。

基督教最终大获全胜，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随之而来的宗教偏执就表现为强迫人们皈依基督教，惩罚异端分子和不承认基督教为唯一正确信仰的怀疑分子。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宗教争议中，基督徒之间相互残杀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帝国前期多神论时代因信仰而被处死的人数。犹太人也在这种宗教斗争的大批受害者之列。随着统一的基督教义?罗马天主教?在西方牢固地确立起来，犹太人在信仰上作为仅存的主要少数派，已经备受孤立了。有关“偶像崇拜”的神学观念，使基督徒不愿和多神论者妥协。这同一观念也使犹太人不愿和基督徒妥协，反之亦然。

犹太人在宗教上持不同见解，而且态度之严肃在那个时代实在是罕见的。问题还不单如此。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祖国被侵占之后而沦落他乡的，到哪个国家他们都是异族，带着自己的文化，讲不同的语言，穿不同的衣服，而且一般都住在单独的村社或城镇的一角。一言以蔽之，他们是身上贴了标签的人，周围那些无知而迷信的居民无论卷入什么样的激情或恐惧之中，一遇风吹草动，便自然而然地把犹太人当成攻击的靶子。更有甚者，通常被剥夺了拥有土地和进行其他许多经济活动权利的犹太人，往往以充当中间人为业，譬如小商人和放债者，而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几乎在普天下到处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在中间人行当比较突出的少数种族的地方?比如中国人在东南亚，东印度人在乌干达，或伊博人在尼日利亚。这个少数种族就会招致与之打交道的当地民众的痛恨。犹太人就是从事这种行业的少数种族的典型例子。

犹太人得到的些许保护，实际上是上流人士(贵族、国王和教皇)赋予的。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或正义感，不如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因为犹太人身怀有用的技艺，而且时常也很富有。在许多地方，他们干脆用金钱在当权人物的领地之内买下居住的特权。在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气候一有变化，或遇上某个反复无常的当权者，犹太人花血本买来的安宁随时都可能结束。即使他们在某个地方生活了好几代人的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犹太人也很少是当地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当地人通婚的情形也非常罕见。

犹太人通常住在一起，但是在几个世纪内，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1266年波兰颁布一项诏书，规定犹太人“不得寓居基督徒之中，而需将其房舍建在州或镇之隔离一隅，互为毗邻”，而且这种隔离的角落“需以树篱、围墙或沟渠与基督徒的共同住地分割开来”。在不少国家里都有诸如此类的规定，从而逐渐演化出传统的犹太人“集聚区”。这种集聚区四周建起高墙，大门晚间上锁，这种情况延续了大约400年之久。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犹太人离开其集聚区就无安全可言。根据各地存在的具体情况。他们也有可能在日间到集聚区之外谋生，有时会找到很赚钱的工作，偶尔也能遇到挺荣耀的差事，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交往却都局限在集聚区之内。犹太人的社区是与世隔离并自理其政的实体，有自己的文化、法律和税收。犹太人的文化及价值观念渗透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不管是住在意大利、波兰或法国，犹太人的身份永远是犹太人。在这些同种繁殖的小天地里，遗传上的恶果之一，就是在身心方面具有先天性缺陷的人特别多。

集聚区的生活方式排除了欧洲犹太人从事农业的可能性。他们在到达纽约及美国其他城市之前的好几百年里，就已经都市化了。犹太人在属他们最孤立的欧洲地区，基本上没有受到文艺复兴后现代思想潮流的熏陶，所以他们的文化依然是古老的乡土文化。从东欧大批移居美国的犹太人，就具有这样一种乡土文化背景。

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孤岛上，相互之间也间或有联络。各家都竭力保持着犹太传统，但基本上互不相扰。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缓慢发生变化的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在形式上因地而异，从而为后来各个不同的犹太部族来美后产生内部宗教歧见和纠纷埋下了种子。各式各样的迫害所造成的难民，使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建立了国际联系，由此形成了意第绪语，即一种夹杂着希伯来语和波兰语的德国方言。

欧洲犹太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对知识的尊重和景仰。这里指的主要是宗教知识，有关犹太教法典的知识，以及对其意义和内涵的周密而细致的分析。母亲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有学问的人，穷点也没有关系。大多数移居美国的犹太人没受过多少教育，许多人甚至是文盲，但他们却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犹太人还是熟练工人，也有很多是小商人、放债者，还有少数是大商人和银行家。在某些国家里，犹太人当上了税务员或其他政府官员和顾问。和政府掌权人物结成的联盟，给某些犹太个别人士或团体提供了保护，但同时也招致政府的敌人对他们的怨恨，一旦当权政府被推翻，犹太人更易成为攻击的对象。

欧洲犹太人的风尚，有好多后来在美国变成了传家宝，其中包括清洁整齐、乐善好施以及极低的酗酒率。在私家室内安装自来水尚不为世人所知的时代，公共澡堂是犹太人设立的一项设施。慈善事业是欧洲犹太人历史悠久的宗教传统，甚至身处贫困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在美国那种富裕的境况中，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势必成了犹太人的一个传统。说来也怪，世人还总是认为犹太人个个都是吝啬鬼和守财奴！在欧洲多数地区，在历史上多数的时间里，周围民众对犹太人的怨恨，使他们一直处在危险的境地，所以，炫耀财富，甚或显露出发家的迹象，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愚蠢的行为。又因为要随时准备好，一旦出事必须马上逃跑，所以犹太人如果用平时的积蓄来购置衣服和家具摆设之类不宜随身携带的大件物品，那是不明智的，明智的办法是将财富变换为金银首饰。和意大利人一样，犹太人吃饭时也喝酒，但很少喝得醉醺醺的。喝得烂醉如泥，引起大声喧哗或鲁莽行为，对于朝不保夕的欧洲犹太人来说，容易招致滔天大祸。

沧海桑田，时移俗易。世界跨入近代史后，对犹太人的诸多限制，有些就开始放松或被取消了。更加发达的商贸、工业和金融使得犹太人不再像在封建社会那样落伍于时代了，同时也使他们在这些领域里所具备的技术和经验显得更加宝贵。英国、法国和荷兰在18世纪先后赋予犹太人以政治权力。19世纪初，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取消对犹太人的法律歧视。法国对犹太人的政策，随着拿破仑的征服而扩散开来，解放了欧洲各地的犹太民族，但拿破仑最终被击败，不少地方的犹太人又恢复到原来的处境，屠杀和驱赶再度发生。不过，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在欧洲各国的进展是不平衡的。1858年，一位犹太人破天荒地当选为英国议会的议员，但是直到1885年，意大利的最后一个犹太人集聚区才拆除。

凡对犹太人的限制有所放松的地方，比如西欧，文化和血统方面就呈现同化的趋势，衣饰和发型上的区别也逐渐消失。犹太人开始使用所在国家的语言，并通晓其文学和哲学。犹太教本身更多地采纳了基督教的表面仪式，诸如在祈祷的地方放置风琴，有唱诗班，窗户上装彩色玻璃，做礼拜由星期六改为星期天等。

此种改革的犹太教发端于德国，该国在对待犹太人方面，当时算是较为开明的一个国家。正统犹太教一直盛行于俄国和东欧，那里的犹太人仍处在与外界隔离并备受限制的地位。

在西方，明显具有犹太血统的个别人士，也可以以非犹太教徒的身份生活在基督教徒之间。这在19世纪有3个著名的例子，他们是本杰明?迪斯雷利、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前文提到过第一位犹太教徒成为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是在1858年，而李嘉图早在1819年就进入议会了，迪斯雷利成为议员是在1837年。其实，李嘉图和迪斯雷利根本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以“蒙混过关”，而是早就改信了基督教，是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参政的。同样，马克思也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之子，受过路德派的洗礼，尽管他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是犹太教教士出身。马克思从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在谈到犹太人时总是用第三人称。

甚至对那些坚守犹太教信仰的人来说，在较为开明的西欧，这样做也并不意味着与周围的人有什么隔膜或就失去了国籍。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具有犹太教信仰的法国人、德国人或荷兰人。在东欧，坚持做一个犹太教徒，简直就成了一个完全别具身份的人，具有不同形式的崇拜和衣饰。简言之，西欧的犹太人和东欧的犹太人在19世纪大规模向美国移民时，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分歧，甚至存在着宗教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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