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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她谈到自己年事渐高，日趋健忘，所以必须准备多副眼镜，分别放置在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以免一时慌乱到处寻找眼镜，却找不到。神情带点自嘲，显得有些不自然，说话不着主题，不得已而故言其他。

本文摘自：《我的七爸周恩来》，作者：周尔鎏，原载于：《法制晚报》2015年10月22日第A34版

大约在1976年3月初，大洋洲的外宾亲临北京，要求见周、康两位遗孀，以表悼念之情。她们因此同时出席宴请外宾。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很不明朗，全国的干部和人民都在暗中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心不已。

此时的七妈看来也有难言之隐，不得已而在出席外事场合时只能“言不及义”，环顾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外宾，随机拉扯家常，并闲言其他日常生活琐事。例如她谈到自己年事渐高，日趋健忘，所以必须准备多副眼镜，分别放置在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以免一时慌乱到处寻找眼镜，却找不到。神情带点自嘲，显得有些不自然，说话不着主题，不得已而故言其他。

我们陪同人员心里暗暗难过，因为知道七妈特别在外事工作方面，非常注意向七爸学习。一般来说，我们送上去的接待数据，她按习惯一定仔细阅读，做好接待外宾的准备。此时此刻的表现，不免引起我们的遐想和同情，觉得她一定有难言之隐，所以如此消极应付，不似平时那样，或是严肃地谈论话题，或是风趣地和外宾对话。

但是此时此刻的曹轶欧却表现得有点异常，她哆哆嗦嗦从怀中出乎意料地掏出一幅康生的彩色半身照片，一本正经地将照片捧起，有点过度礼貌地将该照片恭恭敬敬地献给外宾。她同时嘱咐翻译转告外宾，说这是康生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彩色照片，今天她特意带来献给外宾，藉此对外宾亲自来华吊唁表示感激之情。她这样做，既未向接待单位征求意见，看来又不曾向七妈事先打招呼，使得我们工作人员觉得不妥，因为这样多少让七妈毫无准备有点措手不及。

不料在宴请席间，七妈一时疏忽，居然转身对我说道：“尔鎏，你也不要总是待在一旁听我们谈话，你也可以随时插话嘛。”态度比较亲切，就好像跟亲属子弟说话那样自然，这就引起了多疑的曹轶欧的注意。

在宴请结束，送走外宾以后，曹轶欧非常机警，当听说七妈和我都已离场，她亲自向一些接待人员打听我的详细情况。她得知我是总理的侄儿以后，居然失态发怒说：“有这么一个人居然藏在单位，为时久长，连我都不知道，真不像话。”周围的人们向我透露了这个消息，担心曹轶欧会有什么意外的举措对我不利。我回答这些好心的同志说：“我对自己难以预测的事情其实早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唯一担心的是不要牵累单位领导。”

在此以后，我陪同七妈会见外宾时，她已完全恢复了从容大度，仪态庄重，言语中时而还说些风趣的话，使人们不禁对这位周总理的遗孀，经过长征的中国妇女界杰出代表感到由衷的敬佩，并屡屡激起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6194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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